孟子的思想有深刻的宗教哲学的意涵[1]。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尽心知性自然便知天，故天人不隔。超越与内在两方面互相穿透，这是中国特殊型态的人文主义思想，天的超越要通过人的内在来实现。其实孔子已开启了这样的思路，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第十五)孟子则更进一步发挥，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尽心上)由此可见，圣人的境界与众人不隔，他只是能把性分之中所有的充分发挥出来，乃与众人完全不同了。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认为政治是道德的延长。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但孟子更注意经济实际的条件。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滕文公上)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以先知觉后知，士的责任极为重大。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也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1]　关于儒家宗教哲学的意涵，参拙著：《儒家宗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见《生命情调的抉择》(台北：志文，一九七四)页四六～六三。此书新版于一九八五由台北学生书局印行。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中庸》的思想与孟子是完全一致的。《中庸》开宗明义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

《中庸》并进一步发挥了诚的思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第二十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大学》的思想有谓是荀学。但《大学》讲明明德、亲民，分明是道性善，看不到思想上根本的分歧，我们似无须作没有必要的分疏。此外《易传》中也有许多若合符节的表达，此处不繁再引。

内圣外王的理想在孔孟已确立了思想的规模。陆象山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全集卷三十四)汉武用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宋儒不许汉学，正因为它脱略了“为己之学”的线索。宋儒受到道佛思想的刺激，在内圣之学有了新的阐发，外王之学则一任其旧。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谓其兄：“求道之未至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斯文为己任。”朱熹继承二程，建立道统。在《中庸章句序》之中，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文集卷七十六)

朱子建立道统的文献根据，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学者的研究，可能是伪造的文献。但自孔孟以来，“为己之学”确以“制心”为第一要务。宋明儒学，无论程朱陆王，莫不以此为旨要。明儒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其所著《大学问》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

其释“明德”曰：

是其一体之仁也，对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

明德须在去私欲处显现。

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

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明明德”与“亲民”，乃是体用的关系。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