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初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是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

18．袁世凯出书

为什么人居下僚时，总是好像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人一旦居于高位，便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政军学商都是先知先觉？在人下人时要装傻，在人上人时要装慧，这是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焉。

然而，装傻是容易的，装慧是难的，1＋1这道数学题与1＋1这道哥德巴赫猜想，不管你是真知还是真不知，你都说不知，这傻就装成了。而装慧就不这么简单，前者你可以报出答案，后者你能演算出来吗？所以说，装慧需要智慧作底，不是什么傻宝都能装的，本身智力不够，如何若愚充大智呢？袁世凯的手法便是窃。

袁世凯不傻吧，但他读书一直“乱弹琴”，成绩老是上不去。他曾两次参加“乡试”，两次都名落孙山。“乡试”这种“中考”复习了一届，都考不上“普通高中”，更遑论“殿试”那个“高考”考“重点大学”了。看来袁世凯的傻是不用装的。但袁世凯傻吗？他当然不傻，他若没有一手，他怎么当得上“直隶总督”？怎么当得上“洪宪皇帝”？他读不了人写的书，但他能写书给人读。“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所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当其一盼也”。袁世凯“名誉既著”，成了“成功人士”了，千载唯有孙吴可堪伯仲间了，人就成了当然的“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读书既然是其天生短处，袁世凯于是急着把“短腿拉长”。“继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中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甚炽”。书都囫囵读不进的，谈何著书？袁氏“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句子都写不通顺、遣词不达意的人要著书传世？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袁氏“著书之心甚炽”，他就“招商引智”，借用“外脑”，招了一名“枪手”，“枪手”果然是高手，当即就拟定了著书方案：一、搜罗外国兵书学译本，采辑其精华，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充我材料。盖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事点窜，便可成书。而“他人鉴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