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打仗点子多，勇敢，灵活，每一仗，他几乎都是首功，做群众工作，他也是一把好手，到了村里，往人面前一站，还没说话，大姑娘小媳妇首先喜欢他了，一开口说话，大道理小道理，谁不听他的话，显得自己纯粹不讲道理。红军变成八路军后，他又升任中队长了。搞了两年地方工作，他遇到了柳姿。柳姿和几个同学从敌占区的一所大学投奔解放区，上级为了发挥她的知识优长，选派她参加抗战服务团，深入乡村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她对工作一腔热情，夜以继日，不遗余力，可工作成效甚微，老百姓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她在台上口辩滔滔，台下一脸茫然，她深入农户，说得口干舌燥，对方只知道给她端茶倒水，她像是给木偶说话。柳姿在很长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她甚至在公开场合发表奇谈怪论说，日本鬼子把中国人当猪对待，因为这话是鬼子说的，我要以死抗争，要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无论谁说的，我坚决同意。柳姿和几个青年学生在解放区能不能发挥作用，甚至能否把她们留住，都关系到解放区到底对青年学生有无影响力的大事，上级也很着急，便派经验丰富的已经升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古里担任服务团团长。

古里一到任，先让每一个队员作了一个即席讲演，他一下子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他们说的话，都是把大学讲台上的话挪到了黄土高坡上，住在土窑洞里的这些农民如果能懂得他们说的话，那他们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要倒过来的，普通民众的勇敢无畏和缺少理性的民族情绪，哪怕仅仅是体力上的优势，都会让他们望尘莫及的。古里决定，全体队员一个月不下基层，搞集体培训，他自任主教官，又聘请了几个精熟乡村世故的士绅，给这些青年学生讲民俗，教给他们当地方言掌故。古里决定不再搞这种大哄大嗡式的民众动员工作了，他让每一个队员都单独行动，一个人包片包村，工作业绩单独考核。服务团再下基层，每个团员都变了一个人，个个吃得了当地饭，说得了老百姓能够明白的话，饿了端起碗就吃，不再挑挑拣拣，晚上，遇到炕头就睡，按当地风俗，和房东家的老人娃娃一炕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炕上能挤多少人就多少人，不管跟谁挤在一个炕上，一个被窝能钻多少人就多少人，不管跟谁钻在一个被窝。大城市来的，又都是大学生，虽然也改穿土布衣服，但和山区的农民，在精神面貌上还是有着重大区别。小伙子长得帅，一进村，都被大姑娘小媳妇哄抢了，半真半假的，当玩笑也是玩笑，当真的也真的动了情。不过，乡村礼教非常严酷，玩玩闹闹，图个乐子，谁都不会在意，绝对不敢玩真的。古里把这些注意事项交代得很清楚，队员们，尤其是男队员都严守纪律，和人家小媳妇打打闹闹，摸一把，揣一把的，都不要紧，千万不敢对大姑娘动手动脚。女队员和当地的农家姑娘小媳妇站在一起，简直是天壤之别，把那些小伙子眼馋得整日疯疯癫癫的，女队员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串小伙子，女队员一开口说话，小伙子齐声吆喝助威，热烈的场面把死人都能激活了。所有队员中，柳姿的业绩最为突出，在校园她就是搞集体活动的活跃分子，见面熟，在任何场合都不怯场，人又长得漂亮，眉目体态自带风情，开言动语，一颦一笑，自己没打算骚情，别人看着骚情，独自进了村庄，大小伙喜欢她，自不待言，连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她，她们喜欢她的穿着打扮和骚情样儿。在一个月时间里，在柳姿的动员下，她包片的三个村庄里，主动报名参军的一百二十人，主动缴纳余粮一千多石，主动减租减息的四十五户，贡献军鞋五百双，军服三百套。

古里的工作业绩突出，上级准备提拔他担任子午县的副县长，同时提拔柳姿为县委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这时，两个人同时犯错误了。有一天，两人结伴去农户访贫问苦，晚上借宿在一户农家，那家人穷，人口多，一盘土炕上本来就挤了全家老少八口人，却只有三床被子，房东为了照顾他俩，专门匀出土炕的一边和一床被子，炕上人太多，天又冷，两人挤得太紧，又都有好感，古里又是柳姿的崇拜偶像，她便有意往他身上贴，到了半夜，挤出了热情，古里悄悄扒了柳姿一个包子，柳姿就等着古里的主动，便也回敬了一个包子，两人你来我往，柳姿情不能禁，哼哼唧唧，呢喃万端。炕上还睡着未成年男娃女娃，主人家很生气，忍耐到天亮，就将两人轰走了，并且投诉给村上，说这两个干部住在人家的炕上，晚上居然在做不要脸的事情，村上不敢怠慢，立即汇报给区上，他们是县上的干部，区上无权过问，又火速汇报给县上。对这样影响恶劣的事件，时任县委书记的祁如山也不敢不重视，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分头讯问，两人的口供完全一致，但都承认只吃过包子，没有干别的。调查组问古里究竟扒了多少包子，古里头一扬，笑道：谁记得，我又不是地主老财收租子，一斗一升的还要上账？他又反问调查组一个结了婚的组员说：你和你婆娘一共扒过多少包子？你要是说得清楚，我努力回忆一下，争取给组织上一个准确数字。因为犯事的还有柳姿，调查组专门配了一个女干部，女干部也不好直接问柳姿这种事情，柳姿却主动说了：虽是古里同志首先扒了我的包子，实际上是我主动的，责任在我，我本来就喜欢他，晚上又在一个被窝，天又冷，我往人家怀里钻，书上说，男人的怀抱有多广阔，谁都知道那只是形容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不经钻，就没地方钻了，他扒了我的包子后，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扒了他，就这样，他扒我一个，我扒他一个，有时他扒我一个，我一连扒他几个，一直扒到那个雄鸡一叫东方白。如果一定要按扒包子的数量确定责任大小的话，那肯定我的责任要大一些，我扒他的，比他扒我的肯定多。

都是自己的同志，古里又是老同志，调查组的人差不多都给他当过下级，大家一看，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既不是叛变革命，也不是欺压群众，只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没有处理好同志之间的关系。有人悄悄把柳姿说的话告诉了古里。古里一听，当场笑得差点断气，笑毕，他说，这个妖里妖气的骚情女子，原来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哩，她都这样仗义，我一个大男人家的，难道要吃她的软饭不成？他当即要来笔墨纸张，给县委写了一封检查。在检查中，他把全部责任揽了，他从思想深处挖起，说自己从小就不是一颗好籽儿，三岁时，看见公鸡给母鸡踏蛋，别的同龄孩子，比他大几岁的孩子，对此都无动于衷，他却觉得很有趣，夜里反复梦见过当时的情形，六岁时，看见伢狗和母狗链蛋，他不但不去制止这种公开的流氓活动，别的伙伴上前驱赶，他还横加干涉，说什么伢狗和母狗只有这样才可生下小狗，就像我们的父母如果不在一个被窝睡觉，就不会有我们，十岁时，偷看过女人撒尿，十三岁时，发现村里一对狗男女偷情，他不但不告诉他们各自的男人和婆娘，还答应替他们保密，新婚之夜，媳妇不愿意跟他做那事，他竟然死皮赖脸，缠来磨去，媳妇被纠缠不过，只好顺从，这简直如同强奸，要不是两口子，应该让族长给我身上绑一块石头，扔进河里淹死，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扒了地主家儿媳的包子，在与柳姿同志一起工作时，故意突出个人，显摆自己根本不值得显摆的能力，意图就是引起柳姿同志的注意，当两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睡一个炕，同处一个被窝时，完全忘了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完全曲解了柳姿同志对我的信任，在柳姿同志的嘴唇无意碰到我的嘴唇时，革命自觉性在那一刻变成了个人可耻的贪欲，反而去扒柳姿同志的包子，柳姿同志碍于革命同志的情面，也为了挽救我，容忍了我的这种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而我却把柳姿同志的容忍错误地当成默许，积久的贪欲终于化为洪水猛兽，酿成了重大后果，破坏了革命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革命利益，给革命工作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鉴于此，我请求组织将我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建议对柳姿同志从宽处理。

这封信一传出去，立即轰动了整个边区，祁如山本来是要给古里一个记大过处分，给柳姿一个口头批评的，这一来，处分也不是，批评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马赶山把古里叫来，本来要黑了脸给拾掇一顿，见了面，话还没说出口，自己先笑瘫了，古里不笑，反而说：

“赶山同志，一个革命同志犯了错误，可以枪毙，可以关禁闭，可以给任何相应的处分，但绝不可以被嘲笑！”

“你这个具体东西，快点给我滚！”马赶山笑着喝道。

组织程序必须走完，马赶山又把柳姿叫来谈话，考虑到她是女性，怕伤及她的脸面，他便极力回避事件本身，他先把组织上准备给她一个口头批评的处理意见谈了，声明这是内部处理，不存档案，不向外公布，他代表组织，征求她对处理意见的看法。柳姿坐在马赶山对面的凳子上，头抬得高高的，好像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马赶山怕她想不通，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双手递给她，搜索枯肠，找安慰她的话，这时，柳姿嘴里哦了一声，终于明白了事由似的说：

“这样啊，这么重大的问题，咋这么简单就处理了，只给一个日嚼处分啊？”

马赶山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他和外地来的同志，尤其是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说话时尽量不说土话，柳姿一句道地的土话，倒把他这个道地的土干部蒙住了。日嚼，当地人把骂人叫嚼，轻微地骂，叫嚼，严重地骂，叫日嚼，但和批评是有区别的，批评是官方用语。马赶山没有想到，柳姿和工农群众结合得这么彻底，但用日嚼代替批评的意思，实在是瘸子的沟子错茬了。他想笑，想起找古里谈话时，他笑了，让这个家伙拣了便宜，还影响了工作，他强忍住不笑，便格外耐心地说：

“柳姿同志，口头批评和日嚼不一样，口头批评是对革命同志的一种教育形式，日嚼呢，是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不许打人骂人的。”

“赶山同志，这个我知道，革命同志就是要大力开展日嚼和自我日嚼，只有在日嚼中，在互相不留情面的日嚼中，才可改正我们身上的缺点。作为一个女同志，我对自己要求不严，竟然扒了一个男同志的包子，这么严重的错误，组织上只给了我一个日嚼处分，我知道这是组织上为了爱护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但没有意见，反而感恩戴德，我向组织保证，我将以更大的工作热情，用全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请组织放心，现在我戴罪立功去了！”

柳姿说完，转身就走，走出几步，突然回转身，又坐到凳子上，说：

“哦，赶山同志，你看看我身上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不留神就露头了，还没有听你的日嚼哩，我就走了，请你赶紧日嚼吧。”

马赶山心里又气又好笑，知道自己遇到一对活宝贝了，他也笑道：

“柳姿同志，刚才已经日嚼过了。”

“哦，日嚼过了啊，那我走了啊，赶山同志。”

马赶山把古里和柳姿的表现当笑话说给了别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给他们各起了一个外号，古里叫包子古里，柳姿叫包子柳姿，大家说这很像苏联人的名字，私下里干脆把这两人合称为：苏联同志。

名声传出去了，两个苏联同志索性出双入对，干什么都不避人了，走在大路上，有时手挽着手，遇到避背处，古里一只手搭在柳姿的肩膀上，后面看去，只是勾肩搭背，前面看，那只手从柳姿的领口深入下去，她的胸前一边隆起一个大包，柳姿嘿嘿笑着，腰肢扭来扭去，猛可地，偏过脸来，一个响亮的吃包子声传出去。战争年代是普通革命者的禁欲年代，看到这一情景，那些结婚后参加革命的男女干部战士，回家探亲的念头再也压制不住了，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身心内外马上就不安定了，不到一定资历是决不许谈恋爱的，但这条禁令得到了他们的勇敢质疑，他们的理由无比充足，古里同志和柳姿同志都是领导干部，古里同志还是结了婚的，说好听点，他们在搞婚外恋，说难听点，他们都可以大张旗鼓地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们正经谈恋爱为什么不可以？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回答，要不就是恋爱合法化，要不就是制止古里和柳姿。祁如山很快做出了决定：将两人分开，古里随分区后援团前往抗日前线，柳姿留在原地。分开只有半年，解放区吃紧，古里随军回防，两人又离得近了，一有空，不是古里去找柳姿，就是柳姿去找古里。而古里这时已是自由身了，古里媳妇申请离婚，为了抚养两人的儿子，离婚不离家，柳姿的未婚男友在敌占区，婚姻本身不受解放区政府保护，只要柳姿本人愿意，这桩婚姻可以视为无效。

一个是老同志，一个是从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组织上出于对两人的保护，反倒回来动员二人正式结婚。这时，古里却扳扯起来，他的理由是，他和柳姿同志只是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谈恋爱是两回事，和结婚更是戴上草帽吃包子，还差着一帽檐远呢，柳姿也是这种态度，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战火纷飞的，她愿意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和古里同志的恋爱，只是为了让她获得更多的革命激情，让婚姻的绳索拴住，将会影响她的工作，会给革命造成损失。组织上派人说了几回，两人各讲一套理由，不结婚，但还要保持这种浪漫关系。两人的影响实在恶劣，几乎达到了动摇军心的程度，组织上知道，两人又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不忍心因为这件事情，断送两人的革命前程，从而也使革命队伍失去两个好同志。怎样才能两全其美呢，已经升任分区副专员的祁如山把任务压给了子午县委，任务交代得十分明确：必须两全其美。子午县委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方案，所有方案都是好方案，但都不算最佳方案，争来争去，每人面前摔了一堆吃剩的烟屁股，还是定不下来，已经升任县委副书记的马赶山不耐烦了，把还剩多一半的旱烟棒往地上一砸，霍地起身，慨然说：

“请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要是把古里这狗日的拿不到马下，我就从他的裤裆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