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精通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都用这种理性假设来预测人们的行为。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兼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写道，失业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要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失业，首先必须了解为什么他们在众多活动中最愿意选择失业。”

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他的同事―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写道：上瘾是针对某一情况做出的理性反应。“人们上瘾通常是因为他们不高兴。”他们写道。此外，他们还指出：“如果人们不能消费让他们上瘾的东西，他们就会变得更不高兴。”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只有当毒品能够最大程度的让人们感到幸福时，他们才会吸毒。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上瘾者都如此努力地想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呢？贝克尔和墨菲给出了一个答案：“很多酗酒者和重度烟民声称他们想戒却戒不掉，对我们而言，这样的说法与单身人士说他们想结婚却结不了，或者无组织纪律性的人说自己想成为有组织性的人没什么区别。”

乍一看，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说法很愚蠢，但是卢卡斯、贝克尔和墨菲无论如何都不是傻子，也不是只知皮毛的经济学家。他们所拥护的观点是20世纪经济思想的核心观念，这些观点至今仍影响着科学界的思维。

事实上，卢卡斯、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的观点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两百年来经济思想的制高点。18世纪的哲学家兼政治活动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并发展了颇具影响力的道德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效用理论。边沁将效用等同于幸福，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说服人们相信，“人类活动与政府立法的目的应该是使一般公众的总体福祉最大化”。19世纪时，经济学家将边沁的观点从模糊的快乐主义术语转化为更加精确的科学衡量标准，不再将效用与幸福本身划上等号，而将效用等同于理性选择。这些19世纪的理论相当深刻，值得在这里做出简要介绍，以便为进一步探讨肥胖流行的理性选择观点提供必要的基础。

水和钻石

19世纪是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被人们进一步认可，并成了一门学科。从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到一战爆发的100年间，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将经济学从道德与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经济系，经济学研究不再受道德哲学家的领导。而加入这一领域的人们对数学的兴趣要比对道德哲学更大，他们更精通工程学而不是心理学，因此，这批数学导向的新经济学家为效用（utility）的经济学解释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