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当经济学家想在玩扑克中赚钱时，如果他们不能理智行动，那么19世纪有关人类本性的经济学观点―把人们当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就是极其错误的。塞勒深知这种想法与正统经济学格格不入，所以当他向同事谈及此事时，他格外谨慎小心，只是说说这些奇怪的行为却并不涉及正统理论的谬误之处。他整理了笔记，希望能够发表一篇文章来描述自己见过的异常行为。但当前他还无法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推翻正统的理性选择理论。

后来，到了1976年夏天，塞勒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探讨了人类如何评估对生命有威胁的风险。例如，如果一个工人从事有重伤风险的工作，那雇用方应该额外付他多少工资？参加该会议的不仅有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年轻的心理学家，诸如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和巴鲁?菲思霍夫（Baruch Fischoff），他们也在探索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正在研究的问题。那天的见闻激发了塞勒的兴趣，当会议结束后他开车送菲思霍夫的时候，他向菲思霍夫提到了自己对人们异常行为的观察。菲思霍夫会意地点着头，似乎并未对塞勒的观察结果感到惊讶，并允诺要给塞勒邮寄一些相关的论文（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第二周，塞勒收到了这些论文，其中一篇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启发法以及偏见的早期论文。塞勒如获至宝，冲进图书馆找到了更多同类论文。最终，他形成了自己关于这些异常现象的理论，并在一份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自己收集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于是，行为经济学也就此诞生。

人们总是拒绝接受来自外行的新观点。尼克松能够访华、克林顿能够改革延续了60年的美国家庭福利保障制度，原因就在于，虽然最反对他们观点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政党，但作为业内人士，他们仍可以利用已建立的内部关系以及与各方建立的“街头信誉”来减少阻力。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接受的是心理学领域的训练，因此他们和经济学家没有密切的联系，但塞勒能够利用他的内部地位来改革这一学科。

但在这条路上，塞勒并非孤立无援。1977年夏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而塞勒也将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一年。在同一个校园里，3个人开始了对话。塞勒很快意识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见解能为解释他所记录的那些异常现象提供基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