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装了11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12位跟我们一起走。

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

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

出发时，我们有103条狗，有替换的狗。

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

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

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

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

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

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

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

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

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

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

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