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白天到来，只是因为看到微弱的光从四墙上透了进来。

每天早上，爬出温暖的睡袋得花好大力气。

我们多想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多想永远也不离开它。

睡袋给我们安全的幻象，诱惑我们，让我们忘记给我们温暖的其实只是自己的身体。

我们把彼此踢醒，每个人都盼着别人会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去外边把狗从雪里面挖出来。

到早上，它们露出来的部分只有结了霜的鼻子。

躺在睡袋里，我为自己的体温感到惊讶。

我会抽出一只手，等它感到寒冷后回来摸我自己的脸。

一只冰凉的手，却能让我觉得自己很温暖。

有段时间，极地洋面上总是泛着蓝色的微光，好像是晚冬午后，正在完结却似乎永不完结的一天。

时间好像在这凝思的悲伤一刻被冻结，好像回家已经虚无缥缈，不可企及了。

一天行程结束会非常疲乏，没法盖起小屋，只能睡在小帐篷里。

只要不动，马上会睡着。

我们都精疲力竭，会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

我们穿着皮衣、皮帽、雪地鞋和手套，没工夫点小炉子了。

我和库克医生的头发都长得跟爱斯基摩人一样长了。

脱下帽子，头发会披到肩膀上，低下头时，会披散在面前。

库克医生说最好不要剪它，因为可以保暖，还像胡子一样，可以保护脸部不受霜冻。

这是我们比爱斯基摩人具有自然优势的一点，他们脸上不长胡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跟我们前来。

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支持着，到此处有我们的原因。

可是，除了我们请求他们来这里，并对我们忠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来这儿。

肯定不是为了所谓的“报酬”（对他们来说，呆在家里打猎也要比我们给他们的多得多）。

有时候他们也实在太累，几乎抬不起胳膊挥动皮鞭，也没法提高声音来叫狗前进了。

有一天，阿瓦哈一遍遍地唱了起来“Unne Sinig pa——so ah tonie I o doria”（无法忍受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该惧怕死神）。

从那时起，库克医生就不像原来那样和他们依次驾雪橇了，他开始走在前面。

因为他知道，爱斯基摩人会把他的行走当做一种挑战，他们会更尽力，更有决心，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暗下决心，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能让他们为帮助我们两个白人到达北极点而死去。

我们把最弱的狗杀了，给我们留了一些肉，然后喂了其他的狗。

后来，我们得拿我们多余的睡袋喂狗了，它们得把这种驯鹿皮做的睡袋嚼上半天。

“我们离北极点还有160英里。”有天晚上，库克医生从外面走进帐篷跟我说道。

“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到达，我们回来的路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给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这是南极，我会让你们三个留下来以节约食物，我自己会去走完最后一段。

可我们要是在这种浮冰上分开，我将再也找不到你了。

风险这么大，我不能指望别人听我的命令。

你们三个投票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我弃权。

”我们三个投票决定继续前行。

风总是直直地向我们吹来，逼我们弯下腰去，看着冰面，根本不知道前面马上会有什么东西。

库克医生靠他的指南针指挥雪橇，每只雪橇狗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在走。

我有时会想，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没到北极。

如果我们没法回去，尸体要是能被人发现，也不会在北极附近，早不知道随冰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跟以前那些夜晚不同，我不做梦了，不管是走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

我现在走路时都可以睡着。

我已经睡着，身体还在习惯性地向前走。

我会被我自己的脚步声惊醒。

我常想起克里丝丁，会想当她看到我给她写的信，看到我说我爱她时，她会怎么想。

我也想起达夫妮叔母。

想起在库克医生延迟了的南极探险时，我会期待他的信。

我现在太清楚不过他们两个当时的心情了。

“早。”随着库克医生的一句话，一天便开始了。

到第二天时，他又会用同样一句话叫醒我，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

其余的几个人根本不说话了。

1908年4月19日，库克医生告诉我们，离北极点只有两天路程了。

“我们快到了。”他笑着，好像他刚刚观察、测量得到的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惊喜，好像他总觉得我们一直是离北极很远，刚才注意到原来以前算错了什么地方，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快要到了”。

以前为了防止我们过于失望，他也总是这么说，可只是在不断重复，告诉我们快要到了，其实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距离”。

“我们有两天的距离，还可能更近。

”看到我脸上的怀疑，他又说了一遍。

他告诉了爱斯基摩人，他们马上便兴奋地说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