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自愿离开费尔德中学的，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在那儿是失败的，而且那将是我人生中的最大的失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系列似乎永无止境的失败的开端。到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等我着手指导撰写我那部纽芬兰百科全书时，在费尔德中学这个词条中，我会关照撰写者不要提及我。我给出的理由是：在那些从费尔德中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或者在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同学当中，我是不值得一提的。但真正的理由却是：我不愿意让费尔德中学因为我即将从事的事业而获得好评。

1915年，我只受过相当于现在9年级的教育。可终有一天，大批的学者会响应我，听从我，害怕我；牛津毕业的律师、哈佛毕业的博士，大学教授、政府官吏，所有的人在没有事先得到我的认可之前是不敢提笔的，而且不无道理。终有一天，在下议院，我会让索邦神学院　毕业的反对派领袖出尽洋相。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始终相信这些人比我优秀，真正优越于我；我现在认识到，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父亲说对了，那只靴子在发出召唤，不过，召唤我的还不只是那只靴子，还有回家后的那种生活，回到老房子与接二连三繁殖出来的兄弟姐妹们的共同生活。

自我离家上学以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孩子，总数已达到10个，而且还有一个在母亲的腹中。如果说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挤在三间卧室里的12人中的一员，那就是响应召唤，即使是靴子的召唤。这些天来，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与她新近发现的信仰有关，但这也无济于事。

母亲去跟弗雷德叔叔商量，基本上这样决定了：我得以什么身份去作坊干活。跟父亲一样，我是不想把自己的一生花在制靴做鞋上的，但短时间内，这似乎是我能搬出去住的唯一途径。

其他年轻人都去参军打仗了，虽说一个15岁的孩子算不上什么，但我却是个和平主义者，而且立过誓的，即使接到招募也决不参军。

我想到离开这儿去大陆。我知道去美国需要健康证书和证明无肺结核的X光片，于是，我去找医生。

在检查室里，当我脱掉衣服，医生看见我的模样就忍不住笑了，尽管他很同情我。我怀疑在申请移民的人当中，他是否见过比我更无希望、更乐于自欺的人。我近视，不戴眼镜几乎是两眼一片黑。我的体重仅有87磅，他核查了两次磅秤，以确保自己没读错。他说，即使按照纽芬兰的标准，我也算得上是营养不良。我甚至觉得他会告诉我到了45岁时，我的"人品"也会降到一个危险的程度。听了我的肺部之后，他诊断我已经是"肺结核前期"了，要是不改变饮食习惯，肯定最终会得肺结核的。他嘱咐我要吃新鲜水果、蔬菜、肉，似乎在我的饮食中这些东西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而不是因为我吃不起。我离开了他的诊所，心想真不该去见他。

我已经是"肺结核前期"了，这个担心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母亲以前总是告诫我要小心肺结核，叫我要注意，否则会最终死掉或进疗养院"卧床"，就是我们称作"院子"的地方。这称呼含含糊糊，给这病蒙上了一层更加凶恶的色彩。我不知道"卧床"其实是对付肺结核的一种疗法，反而以为那是症状之一，因此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被想要平躺的那种欲望所征服。上床睡觉时，我俯卧或者侧卧，如果醒来发现自己平卧时，我担心极了。

我低着头，沿沃特大街漫无目标地走着，一门心思地想着自己会死，沉思中差点跟一个人撞个满怀。

"对不起。"我咕哝道。

"诗人在想啥？"一个声音在问，是菲尔丁的声音。她跟以前的模样不一样了，至少穿得不一样了。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运动上衣，里面是件高领的白色短衫，下面是件长长的棉褶裙，脚上是一双黑鞋子，纽扣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脚趾。我觉得这身打扮更适合她，比从前她在学校里穿的更好看，以前的那身穿着我总觉得是50年前过时的装束。（她依然拿着自己的那根拐杖，此时，那拐杖夹在她腋下，手柄朝向我。）还有，她的脸也发生了变化，面部肌肉好像有一点点松垂了，似乎某种最基本的、最本质的东西已经从她身上抽走了。

我所遇见的第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听，我会把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地倒给他，管他是谁，这无所谓，我也从没想过要考虑考虑，他也许不愿意听我的诉说。我告诉她医生的诊断，告诉她自己与靴子打交道的命运正步步逼近。等我讲完，她说她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决我的这两个问题。

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医生，他的病人需要增加体重，就要喝帕布斯特蓝带发酵啤酒，每天一瓶，连续喝120天。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可她向我保证说她是当真的，还说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去问她父亲。我没有同意。

"他的有些病人已经得了肺结核，这个办法对他们有效。"菲尔丁说。我提醒她我还没到喝酒的年龄。

"我也没到。"她一边说，一边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发亮的银色细颈瓶，只露出一点点瓶颈让我刚好看见。我吃了一惊。

"别让谁看见了。"我说。她鄙夷地抿着嘴，看着我，好像以前从没见过我这类人。我开始提出反对，可她手一挥全然不理。她告诉我她知道到哪里可以弄到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