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队的集训中，捷克队的教练组或许可以劝告夏季中期之后出生的每一位球员，他们完全可以收拾行李回家，没必要留在国家队。

曲棍球和足球毕竟只是一项运动，参与的人数不多。但在其他非常重要的领域，这种偏见依旧顽固地存在着，例如教育领域。一年之中，比入学月份晚一些出生的同一入学年龄的儿童，他们的家长常常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领回家：理由是，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他很难和比他早几个月出生的孩子相处。但是大部分儿童家长想当然地以为，不管自己年龄偏小的孩子起初处于怎样不利的地位，这种劣势最终都会在幼儿园改变过来。但这仅是一厢情愿。这将又是一个曲棍球怪圈。一个学年中早期出生的儿童比晚期出生儿童的这点优势，始终都会存在。从这时始，这些孩子就被贴上了杰出者、非杰出者，他们或得到鼓励或受到冷遇，这种不同的待遇将长时间存在。

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凯利·贝达德（Kelly Bedard）和伊丽莎白·杜伊（Elizabeth Dhuey）――曾对参与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的简称，每四年对全球青少年进行一次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试）的青少年的出生月份和其测试成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她们发现，在四年级的学生中，同一年龄出生最早的孩子比出生最晚的孩子，成绩高出4到12分。杜伊认为这种差别“影响深远”。这意味着，两个智商相等的四年级小孩，他们在入学注册的时候，虽然年龄相同，但因为出生月份存在差异，如果出生较早的小孩能够获得80分的测试成绩，那么比他出生晚的小孩测试的成绩就可能只是68分。这种成绩上的差距可决定了谁能够赢得更好教育的资格，谁将被淘汰。

“这就好像是体育运动，”杜伊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依据个人能力被划分了类别，例如谁拥有阅读的天赋，谁拥有数学特长。所以，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当他在幼儿园和一年级的老师观察他的能力时，他的老师常常会被其年龄优势蒙蔽。教师们常常会把年龄较大的学生划到优等生里面，这些优等生能学到更多知识，第二年，优等生的地位保证了他们的成绩更为优秀，再过一年，同样的优势可能保证他们进入拔尖学生的行列。在我们考察的国家中，唯有丹麦没有这类现象。他们的政策规定，不能对10岁之前的孩子进行优等生或者普通生的划分。”换而言之，丹麦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消除掉孩子的年龄差别之后，才进行选拔。

随后，杜伊和贝达德又对大学生进行了统计分析，她们的发现如何？在美国四年制的大学中――这里拥有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每个年级同一年龄但出生相对较晚的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不到11.6%。最初年龄带来的差异到此时依旧没有消除掉，还继续发挥影响。成千上万在起点处于劣势的学生步入大学的时候显示了他们的差异――而处于中间层次的学生――却不存在这类现象。

“说起来真好笑，”杜伊说，“我们随意决定的注册时间，竟然造成了这样深远的影响，真不可思议，却没人注意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