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环境千差万别，而大脑的可塑性轻易地将大千世界容纳进来。人类的思维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我们的大脑正致力于形成一张尽可能广阔的神经元网络。仅有在青少年时期，我们才开始摒弃不需要的神经元，用髓磷脂（myelin）隔绝我们最频繁使用的皮层通路。这一过程限制了头脑的无限发展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快但有所制约的期望和反应，它始于脑皮层后方，并向前移动，直到大脑的主人过了20岁之后，才会移动到达控制抽象判断的额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身材壮硕、已长胡须的儿子为周末希望你把车借给他和朋友找了几条貌似合理的理由时，你多半会理性地拒绝。

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小的灵长类动物，他们在必须面临的各种社交环境中学习着正确的处事方式，期待着下一个10年里会在一个熟悉的小团体成员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个小团体五脏俱全，但仍然小到无法施加个人的独裁欲望）。如果这种模式才是“自然”的童年，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去实现这个目标呢？假设你从医院回到家，宣布你所在公寓里的每个人成为母亲联盟的成员，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你很可能自己都没有认全所有人。很少有工作单位欢迎孩子们待在工作地点，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们太可爱了，导致工作无法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们往往对更为原始的工作特别感兴趣。当你做箭头的时候，3岁的孩子会静静地坐着全神贯注地看，但是他们对如何协调上个月的应收账款却兴致不大。

事实上，自从狩猎生活到农耕时代的转变催生了长期的忧虑、继承所有权以及固定住所，小家庭（而非一个团体）就成为了养育子女的舞台。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承认小家庭方式（和系领带、通勤上班一样）是对身体本性的妥协。如果可以选择，我们的孩子就宁愿生活在俾格米人中。

但这相当于忘记了我们也拥有文化。文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调节生活中的现实与我们天生偏好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也不想）把孩子带回丛林，但是我们可以自由汲取原始文化中好的一面。例如，将孩童生活和成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带孩子尽可能到我们感兴趣的地方，而不是假设孩子们在自己的恐龙区会更高兴。既然学习生活的真谛是童年的目的所在，那为何不让孩子们向我们学习？他们本来也是想向我们学习的，而不是向拼命给他们兜售小玩意儿的陌生人学习。妈妈和爸爸本来就是第一明星，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才是我们理应称颂的名人。

令人有些惊讶的是，社会如今却认为老年人在免费利用医疗资源、占用财产、可怜地被生产性工作所抛弃。你要知道，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在体力过了高峰期之后的一段时间才达到技术的巅峰，老年人因为他们的知识和记忆而备受尊重。他们是存放历史的宝库：仅有他们才会告诉你，这个团体的紧急或困窘状况是史无前例的还是以前发生过。如果发生过，他们就会告知以前是如何解决的。这种殊荣显然领先于现代人了：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扎格罗斯山脉洞穴中曾经挖掘出一具穴居人的尸体―沙尼达一号骨骼。该男子将近50岁（相当于今天的80岁），右臂损伤枯萎，右手遗失，头颅受损，瘸腿严重，牙齿消失殆尽。根据这样的情况，他当时不可能自力更生，然而他骨折的愈合表明，受伤之后他被集体照顾了多年而活下来。而今天，50岁仍在华尔街找工作的人们可能仅有羡慕这位先辈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