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在这些放牛者面前有什么优越感，因为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的做法和他们别无二致。例如，我们对生鱼片的偏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流行起来的吃生鱼风尚使金枪鱼的数量在30年内减少了80%。像其他关键的商品鱼物种一样，野生环境的金枪鱼在几十年之后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各国政府对捕鱼管理非常不到位，因为海洋是公有的，即如果一国对捕鱼进行限制，那么他国将会得到好处。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矿物、野生动物、水资源、雨林和排放量上：大自然惠赠的价值被我们低估，我们总以为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我们对这位全然奉献的母亲没有任何责任，认为反正我不索取，也会有他人来索取。

悲剧通常被定义为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可避免地过度开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性格、各种直觉假设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过于狭隘。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150人的集体可能每月和邻邦互相往来，并很快学会维持原貌，使付出和收获平衡。而邻邦人口的增加或自己地盘的缩小则会引来资源竞争：通常会引发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但总体上物质还是守恒的―平衡得以保持，虽然不再是静态。但若让大自然的恩赐任我们随意索取，为世界所有子民提供给养……这种情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面对全球性问题，我们提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包括最近出台的单薄无力的妥协性条约以及关于掠夺权的人为调控市场。这些看上去总不那么自然，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自然的思考方式。除了村庄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

环境、食物跟育儿、爱情一样，以来得容易的方式去做未必就是选择对了。人类这个物种为智慧所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历史发展得远比进化的速度要快很多。在我们兴奋打造的新世界里，古老的思想很难生存。因此，如果不想把自身逼上绝境，我们就需要承认自己的第一冲动不总是最好的。直觉性的假设可能不仅仅是错的，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福祉和未来带来危险。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去适应，但是这次要有所觉醒。既然我们能够顺利地从吃贝类住洞穴的游牧部落发展到稳定居住在城市里有鞋穿、有可乐喝的状态，那么我们显然也能够在今天作出必要的文化变革，使未来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在这里守株待兔，直到被迫在最恶劣的选择下勉强过活。那个时候就不是生活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了。提前适应需要的是远见、想象力、说服力和信心―这些都是人类的典型特征。

文化的用处

沿着小路大踏步走来一位身强力壮的男子，他的身上涂满了油，除了用一些鸟的羽毛遮掩外，几乎是赤身裸体，鼻子上装饰着贝壳，随身携带的葫芦精心地摆放着。他走得越来越近，开始大声说话，用一种充满活力带着颤音的语言。这语言在门外汉的耳中听起来就像从管道里汩汩流出的水声。他叫奥格卡（Ongka），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高地省卡维卡族酋长。他也许是唯一写下回忆录的石器时代之人。

当奥格卡还年轻的时候，他们族人跟外界没有往来。他们用石斧和桨状木锹精心照料着甘薯园，给猪喂食，同时也因为偷盗、辱骂或巫术和近邻发生无休止的冲突。第一批白人的到来用奥格卡的话来说，就仿佛是“一声惊雷”。白人们将飞机降落在下面的山谷里，所带来的东西非常耐用，包括可以砍掉整片树林的斧头、不需要持续打磨的刀具。这些令他们惊讶不已。但许多当地人认为，这些应该是故去的祖先留给他们的遗物，只是被白人盗用了而已。奥格卡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一段时间……我认为，我们历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这样锋利的东西，所以人们的传言也不可信。”澳大利亚管理者的新理念同样值得思考：“我们必须改掉喜欢挑起战争这个坏毛病。”奥格卡从来没有怀疑过会失去本族的特色或地位，他看到的是卡维卡文化正在非常自然地适应新的环境，因为文化是生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