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科技文化时代，150人正好吻合一般的狩猎团体以及小村庄规模。而在当今更为复杂的社会中，邓巴对自己的预测进行了测试，他使用的是实验对象打造的一系列优雅的数据：圣诞节卡片名单。当然，人们认为这些名字非常重要，需要每年至少联系一次（包括亲戚、老朋友、同事、那些无法忍受但是又不得不联系的人们），大约在130名左右，最多也就是153人。这个底线是很准的：如果谁能够照顾到150位以上的朋友，那么他就是天才，或可以考虑当外交家了。

社群也是八卦专栏―因为所有灵长类动物社交网络的黏合剂恰恰是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聊，甚至牧师和教授也会私下里进行此类的对话。社交谈话中最醒目的话题是权利、性、冲突、孩子以及通奸行为。在一项重现记忆的实验中，人们玩着“电话游戏”，即只言片语通过游戏者一个个传下去，如果谈及的话题不是抽象的普遍现实，而是八卦话题，那么关于第三方的信息往往很少遗漏。八卦并不仅仅是有趣，在更为原始的时代，它传递的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法则，那个时候了解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包括谁生的孩子多？谁第一个参加捕猎？谁心怀恶意？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当下已不是原始时代，原始帮派的法则和现代生活显得不太协调，因为我们的现代世界非常拥挤，而个体却更加孤独。我们被动地接受着八卦，任凭肥皂剧和名人文化的摆布，甚至了解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的私生活比自己侄子的情况还要多。无论是评价政坛候选者还是商界领袖，我们对陌生人的评价条件都是抽象的，仿若他们是朋友或战友，所选用的标准就连狒狒也会觉得适当：头发粗细、三围、一夫一妻制，但没有一条和评选有关系。而这种亲密感显然是单向的：屏幕上的面孔绝非为你一个人笑。如果你所熟知的150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名人或虚构人物，那么也就丧失了那种令人满足、真正互惠的关系。通过媒体交友长大的孩子甚至比那些只是与想象中的朋友共处的孩子更孤单。

我们一旦长大，那150人中就包括了工作上的同事（这些人和我们的父母一样无从选择，但理论上对他们的忠诚度是相对薄弱的）。我们做了试验：在一份《华尔街日报》的投票中，71%的员工说他们忠于自己的公司（其中34%的员工选择的是“极其忠诚”），尽管有34%的员工认为他们公司的领导并不那么可信。工作本质上是为了共同目标所进行的个人技能的交换―也就是说，像愿意效劳的莱比锡婴儿一样，我们生而和同事连在一起，努力帮助他们，并获得他们的欣羡。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固定地包括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这就是失去一份工作非常痛苦的原因所在。哪怕你在职时并不觉得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但是离职意味着你最终被这个圈子驱逐了。

我们对社会有限认知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在对圈外之人的见解：并没把那5 999 999 850个人作为个体来看，在我们眼中那些人仅是个集体名词―这已是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