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他们的面孔

我不知道你对皮鲁斯（Pirese）人有什么感想。我是相当宽容的。我喜欢邻居多元化，我相信宗教是相当私人的事情，对于移民―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技术。但这些皮鲁斯人……我要划清界限。任何皮鲁斯人直接向前走就行了。

而我并不是个案：2006年位于匈牙利的塔尔基社会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皮鲁斯难民比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更令人厌恶。并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做了什么（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不良记录），而就是因为他们的过去：一些调查对象说，他们肤色黝黑；丑陋；眼神邪恶；据说将血掺在啤酒里。而最糟糕的是，调查对象的这些说法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选项仅是在调查问卷中作为统计之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卑鄙的皮鲁斯人。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一位实至名归的心理学家曾唱道：

父亲、母亲和我

妹妹和阿姨说……

像我们这样的好人是一伙

剩下的都是别人

没错，但我们（We）为什么要恨他们（Them），而不把他们看成是像树木或动物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普通而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呢？原因在于：对于社会动物来说，最贵重的商品是信任，因为信任使分工得到保障。在一个灵长类群体里，成员们彼此信任，同时也共享食物，或者至少共享信息，得知食物充足的地点。狩猎人可以专心狩猎，相信采集者正在用心采集。集体比任何个体或者母子单元要好得多：也许一时看不出它对基因成功传到下一代有什么效果，但却为整个团体的所有基因留下了时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活得更长，那么就增加了这种概率，使当前的鲁莽少年活到养家生子，成为未来经验丰富的军队首领。“父亲、母亲和我”若是相信，疯狂的安妮表妹也是我们的一员，那么安妮如果报答了我们的信任，大家就都有了更好的生存机会。

问题出来了：信任从最根本上为欺骗打开了大门。如果我们最显著的适应性优势需仰赖于那些可能使人类更加脆弱的行为，我们将会非常留意这方面的威胁（毕竟我们一直认为，这世界上好事太少）。没错，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eles）暗示道，在早期的人类群体中，致命性的资源竞争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分帮结派―我们（Us）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来自他们（Them）的威胁。人类本质上和其他社会动物不同，鲍尔斯坚持认为：我们能够将知识世代相传，我们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复杂的文化都旨在将个体命运融入到集体宿命中，另一方面，我们的智慧和坚持又导致了致命的冲突―人类的每次争吵都隐含着种族灭绝的端倪。所以说，团结来自共同的威胁：位于亚马孙地区好战的亚诺玛米部落在直系家族之外也会共享食物，因为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抵抗临近村庄的威胁。希腊、苏格兰、阿富汗流行着族仇和共同掠夺的文化，因此高地农民发展了繁复而圣洁的好客习俗。即便是在最为舒适的现代生活中，也会因为资源问题而有着潜在的冲突：如果在商店开门之前，你在为家人或朋友排队等候（你真是个好人，让他们免除了等候的无聊），但是在你前面的女士却在作假，因为她不愿意排队的同伴们却把你延后。我们在联盟互助和联盟抵抗上旗鼓相当。大家都自然遵循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当然我们将各自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