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这帮是怎么知道他们那帮是谁呢？这并不容易；古代的以色列人让难民们拼读“shibboleth”这个单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丹麦的反战派更加青睐“r dgr d med fl de”（这个读音在三岁前才能练习掌握）；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流浪恐怖团伙检查的是当地孩童划十字号的方式―正教派是从右向左划，天主教是从左向右划。最基本的是，我们对他人的感觉来自最初的教育，随后根深蒂固地夹杂着厌恶感。

他们吃的东西好恶心，有羊眼、生鱼、牛肚、羊杂碎肚、猪肉、牛肉等。饮食的偏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饮食上没有偏好，那么就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给他喂养小剂量的各种食物。饮食偏好很快就会在头脑中制定界限，包括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令人恶心的。只要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就会让我们产生不快的联想，哪怕没看到别人在吃。在不同的年代里，日本人抱怨过荷兰人身上有酸牛奶的味道；中国人抱怨欧洲人闻起来有冷肉的味道。特色的地方美食显然打造了共同的群体味道，当地人毫无感知，而参观者们却很明显地感受得到：像印度的孜然芹，韩国的大蒜，非洲部分地区还有像日晒土砖那种热辣、灰蒙蒙的味道（嗅觉灵敏的人在吃玉米粉的时候察觉得到）。民族体味可能引起的厌恶感解释了美国这熔炉国家有那么多漱口水和除臭剂广告的原因。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他的同事观察了不同文化的厌恶感，并发现，在身体特征相同（如排泄物、尸体等）的情况下，世界各地的道德智慧层面的刺激物显然不同。美国人说，他们讨厌愚蠢的暴力行为和种族歧视；日本人则讨厌日常的礼数不周以及个人的失败；以色列人厌烦撒谎的政客以及沙滩上全裸的胖人；古代希腊人痛恨无耻；霍皮人（至少海特所参访的6位）则讨厌宇宙的不平衡。不同的受访者产生的是同样的厌恶反应―这意味着当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一方几乎不可能原谅对方最开始的怠慢，因为这反应不是道义上的，而是直接的身体反应：讨厌。

厌烦感在大脑中是由脑岛调解的，脑岛这一灵长类动物的特有结构明显掌控着本能的感觉和情绪，诸如恐惧和愤怒。一些调查表明，就像女巫差遣的精灵一样，每种不快的情绪都会唤起憎恨陌生人的特有方式。厌恶可以表现为恶语相向（“他们到处都是”；“你想要你妹妹嫁给这样的人吗”），谈及暗箱操作和野蛮仪式而心生恐惧。你感到被轻视或被怜悯了吗？那么你认为他人是愚蠢、可笑得根本无法胜任的（就像英国人对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的态度一样）。你的第一反应是羡慕吗？那么对方看起来就是冷漠无情的（就像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看英国人一样）。我们在这些基本情绪之上产生了文化情结，而我们所留意的那些行为又进一步肯定了脑岛的瞬时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