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日本的部落民（Buraku people）仅仅因为居住地点（加上相关的家族姓氏）就被和其他人群区分开来。他们是皮革工人、屠夫、殡仪馆员工等这些“肮脏”人的后裔，在封建时代被称为eta（极度肮脏）。1871年，官方歧视戛然而止，但“新普通人”之类的称谓仍然给人以排他感。今天，在日本大约有200万~400万的部落民。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仍然反对他们的孩子和部落人通婚，虽然这样的婚姻已经更为普遍。在各大公司的人事部门秘密流传着这些部落民的家庭住址，以帮助他们“解决招聘问题”。部落村庄的人们仍然比普通人工资低，失业率高，入学率低。歧视的传统和犯罪潜质之间存在着恶劣的共生关系；最近一些文章暴露了主要的部落利益团体和歹徒犯罪团伙串通一气―就像早期美国黑手党染指西西里联盟的互助运动①一样。

如果说犯罪是同意消极歧视的极端表现形式，那么我们是否有更细微的方式表现出对他们（也许他们私下里也鄙视我们）的偏见呢？的确是有的，对此，我们还得参照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的实验，实验结果令人忧心。现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的斯蒂尔教授本身就是跨种族婚姻的结晶。他很早就了解到，种族身份远非肤色这么简单。20世纪80年代晚期，他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这是一座具有社会包容性但在学术上要求非常严格的学校。SAT分数和白人学生相同的黑人学生最后却落得比白人学生分数低，且辍学率比白人高，对此他困惑不安。他在想，这是否是内心偏见的结果。他称自我信念的丧失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并就此布置了这样的情景，同等资质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被要求完成GRE（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颇有挑战性的一部分。当告知实验对象这是关于“语言能力的测试”时，黑人学生的表现明显比白人学生要差―但当告知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挑战，其中并无学术内容时，黑人学生也会做得同样好。结果似乎表明，黑人学生不仅被普遍的自卑感所左右，还被群体优劣势的固有理念所左右。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斯蒂尔、他的同事以及学生们扩展了挑战的范围，并扩大了接受挑战的群体。结果显示，潜意识偏见比比皆是：在较难的数学测试中，女生比男生做得要差―除非被告知性别不会影响分数。在数学测试中，白人男生比亚裔美国人表现要差，这无关自卑，反而是亚洲人的优越感在作祟。当被告知高尔夫球赛取决于天生的运动潜质时，白人的表现比起被告知是策略性思维战术时会更差。当由黑人教练评判时，白人学生的跳高表现得也会比往常差。

当然，最糟糕的是，一个团体的刻板印象威胁与另一个团体的自私偏见凑到一起：两个团体的人们陷入可怕的互相依存状态，就像暴力婚姻一样难以逃脱。种族体系比比皆是，它旺盛的生命力能延续至今正是源于潜意识的认同：这世界就是分为三六九等，既然有人高高在上，就必然有人要低人一等。很多时候，这些等级体系是征服（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图西人和胡图人）或夺权（俄罗斯的农奴，“温和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但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种族、国家和历史的借口：你在实验室就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

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津巴多监狱实验在心理学文献中的恶名程度仅次于1963年米尔格朗的电休克研究。该实验旨在调查入狱前的性格特征是否会影响在监狱环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监狱生活的残酷和压力本质上是由环境所造成的，还是仅仅反映了那些可能成为犯人和狱警的人群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