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办？

1939年，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抱怨说，了解一个时间点的所有新闻实际上会“扰乱我们最为强壮的大脑/冻结我们最富弹性的意志。”现在，我们已经接近这种状态了。未经消化的即时新闻无时无刻不把他人摆在我们面前，过去常常发泄到近邻身上的不信任和厌恶感就此蔓延到了世界各地。我们惊恐地看着远在天边的正统派基督教暴乱者们彼此怒目而视，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而又是同一颗卫星将美女明星的撅嘴造型和武打英雄的功夫动作带给他们。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你们的不幸和世界各地的同类建立了联系，而媒体的不加甄别滋长了动机性思考，就好像确有其事一样：观点变成了事实，信念变成了证据，“卑劣之徒猖狂一时”。①

绝大多数的公众言论都直接瞄准了听众的脑缘系统，使前额叶皮层这一人类优越性的骄傲象征，和猴的一样无法发挥。我们生活在一个阴谋论的时代：中央情报局制造了艾滋病毒，小儿麻痹疫苗是西方世界的阴谋，是为了让某些族群失去生育能力（这个谣言使得小儿麻痹症从几近根除又死灰复燃）。凭借任何正常的推理思考，这些理论都可以说是完全的谬论―但是此章的研究遗憾地表明了，一旦关于本帮（US）和他人（Them）之间关系的先见得到证实，我们就会全盘接受这些谬论。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啤酒里还掺着

血呢。

那么我们如何走出这个陷阱呢？遗憾的是，让我们付诸更多理性、更少冲动，跟决定少吃多运动的效果差不多。我们需要认清的是，如果问题跟脑缘系统有关，那么答案也大可以从脑缘系统入手。

因此，漱口水和除臭剂是不错的开始。扩大饮食品类也会有所帮助：英国人对印度移民态度普遍良好，部分是因为他们开始喜欢上印度美食，并没意识到其实大部分英国的“印度”咖喱屋都是由孟加拉国的伊斯兰人经营的。分享音乐和舞蹈也是强烈的社交信号：洪堡大学的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建议说，大脑自然地会把同步的音乐体验联系到合作联盟的成立。他提议说，舞蹈最开始代表着守卫地盘，就像毛利人的战舞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一起跳舞，就是说我们共享一块地盘。一起放声大笑则会建立和强化社会契约，反映了潜在危险或冲突过后的如释重负。就上面两点而言，贝里.戈迪（Berry Gordy，来自底特律）和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在改善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关系上做得可能比任何两位政治家都要多。同样，父母情结也会跨越种族的界限。无论是谁的孩子，大家都觉其可爱。我们天生就对这些大眼睛、小鼻子的小家伙们爱不释手，甚至看所有的孩子都跟我们自己的一样。正是这种对后代的共同担忧和荣耀可以联合所有的母亲（和父亲，就一定程度而言），使人们跨越最深的文化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