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不卖账，说自己当时说的话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说：“要么，你说你说的话本意是不反党的，但 实质上 是反党的。加个 实质上 ，行不行呢？”傅雷坚决不答应。傅雷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后来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很晚，在1958年的时候。这对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他一度曾经想自杀。这一点，他的几位亲友都提及过。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没回来。最终到了半夜才归家。他对他夫人说，他有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来。

傅雷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两个多月，傅聪在国外得知此讯。这是他决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来据他说，当时已经叫他回国了。回国之后，要么参加“反右派”运动，那就变成了“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要么叫他回国以后下农村劳动，叫做“深入生活”。而弹钢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劳动一段时间后再回来弹琴手指就发硬了。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从捷克出走英国。

这件事发生后，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由党组织出面告诉傅雷的话，对他冲击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话，会缓和一点。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说不出这话。良久，傅雷问起，他才把傅聪出走的消息告诉傅雷。傅雷一听，人当时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聪的出走对傅雷的打击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这件事情。从《傅雷家书》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通信在那段时间中断了好一阵子。后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将此事告知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又汇报给周总理。周总理鼓励傅雷不断给傅聪写信，让他们父子之间保持通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才恢复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导儿子，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傅聪当时在英国给自己定了“三原则”：一是不入英国籍，二是不去台湾，三是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能在英国的那种环境下，做出这“三原则”决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响和教导。

傅雷父子在那种背景下还保持着通信，当时傅聪的每封信，对傅雷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聪的来信，傅雷都非常激动，总会拿着信，在书房中兜圈子，一边走一边看信。可惜那时候没有e-mail，有的话信件就能够当天往返。（图48）那时候一封信一来一去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傅雷在书房中关注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对他千叮咛万嘱咐。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也不容易，书信就成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来傅雷知道傅聪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时，他非常高兴，又给他们祝福，又给弥拉写信。傅雷是从事法文翻译的，用英文写信，对他来说有点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英文给弥拉写信。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已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 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却被束之高阁。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写的：“思之怅怅。 此书原系1957年 人文 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

傅雷以译书为业，他没有工资，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于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原著有问题 不，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 不，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 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换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