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据当事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给我来信谈及：

“全国解放后，傅雷译书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从抗美援朝部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回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亲赴上海，与傅雷订约，其译书全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特约译者，预先经常支付优厚稿费，以保证他的生活。他没有工资。直到 文革 中他逝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生活来源。”

“1958年，傅雷被错划为 右派 ，不能出书。我们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是周杨和林默涵)，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

“上边坚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坚持不改，这下子怎么办呢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商定，一面仍请傅雷译书，并按规定支送稿酬，以维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译稿压下，不发排,准备等他 摘帽 后出版。当时压下来的，就有《幻灭》等译稿。这事是我决定的。这样做，为的是既不违反上级决定，又能照顾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坚持不改名。后来，他终于 摘帽 ，一大批积压的译稿才陆续印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没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则性是坚定不移的。就这样，在他“戴帽”期间，他不出一本书 尽管他仍照常译书。经济来源切断了，他不得不以“预支稿费”的方式维持生活。

在那些苦风凄雨终日绵绵的日子里，周煦良为了给挚友排闷，听说他喜欢书法，便给他送来字贴。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练字入迷。他的字日见得体。周煦良忆及此事，曾道：“当时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无心，他有心。我的字无大进步，他的字大见长进。”傅雷的手稿，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墨迹展览”曾使多少观众赞叹不已。(图16)

最让人感动的是，由于译著不能出版，为了使傅聪能够读到他最新翻译的《艺术哲学》（傅雷以为其中许多内容对于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傅雷竟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艺术哲学》的前几章，共计四万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英国给傅聪，为了让他尽早读到他的翻译。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真不容易！

后来知道弥拉怀孕了，傅雷夫妇去城隍庙的时候看到凌霄花开得非常茂盛，便给未出世的孙子取名“凌霄”。

这些都在《傅雷家书》中有记载。

终于暴风雨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调查傅雷死因的时候有个困惑：傅雷夫妇的死是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引发的，而傅聪完全是自学成材的，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和上海音乐学院也并无瓜葛。我当时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会抄他家呢？这件事情一直到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查钢琴系系主任李翠珍的档案时，才偶然发现了答案。李翠珍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也是南汇人，和傅雷同乡。念中学的时候和傅雷夫人是同学，因此和傅雷一家的关系相当密切。李翠珍是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的家庭相当艰难，但在那种情况下，她居然一个人考入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李翠珍毕业后回国，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后来李翠珍的先生去了香港。解放后她的先生几次要她去香港，而她去了香港之后，最终还是想回到上海。在她打算从香港回沪时，她想回来却有种种顾虑，就写了信给傅雷。傅雷给她去了一封长长的信，叫她回来。“文革”中，按照当时逻辑，由于李翠珍的丈夫在香港，她在上海，并且几次赴港又返沪，因此被怀疑成“特务”。李翠珍向来注意仪表，而这更加成为被批斗的借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