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要讲一下傅聪。

傅聪是傅雷父爱的结晶。傅聪是傅雷的长子，他出生的时候傅雷的母亲刚刚去世。傅雷像他母亲那样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孩子。他很想把傅聪培养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适合学什么。

傅聪怎么会学钢琴的呢？在傅聪六岁的时候，傅雷好友雷垣说及：“孩子有没有音乐天份，要试试绝对音感，一试就灵。”雷垣弹钢琴，叫傅聪听辨音名。没想到傅聪都说对了。雷垣很惊讶，一般的孩子没有这种感觉的。傅雷也说傅聪平日里喜欢闹，很调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马上安静下来。于是傅雷开始考虑这孩子的音乐天份，觉得应该让他学习钢琴。

于是傅雷请雷垣教傅聪弹钢琴，慢慢地，越学越好，老师也越换越好。傅聪在傅雷为他选定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傅聪说自己那时候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发条紧了，认认真真练琴；发条松了，也会去贪玩。所以傅雷有时候在翻译时会听底楼的琴声（当时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钢琴放在底楼客厅，傅雷书房在三楼）稀疏了，（图30）他就下去监督傅聪练琴。他要培养傅聪成为音乐家，因此傅聪在上了几年小学后，便退学了，以便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学琴。傅雷请了私塾先生教傅聪的国文。傅聪的国文课本由傅雷亲自编写，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教他的。可见傅雷对傅聪花了全部的心血。我们可以在《傅雷家书》中看到：“做艺术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艺术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强调，傅聪要是学音乐的话，一定要培养他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其实傅雷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仅是靠翻译得来的稿费维持家庭。在江苏路的那条弄堂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是差的。据保姆说，他们家每个月四十八元伙食费，每天都是记账的。傅雷是请家庭音乐教师来教他。傅聪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养之下，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图57）

《傅雷家书》开头就说到“53年正月的事”：

“ 老想到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书》新版中，加了这样的注释：

1953年正月，就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 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月余。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

当笔者采访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时，他的回忆与傅敏的注释有所不同，照录于下：

傅聪一气之下，从家里出走了，来到我家住。当时，我家很大，有三个房间，有客厅，客厅里有钢琴。

起初，傅雷夫妇不知道傅聪上哪儿去了，非常着急。傅雷夫人连夜找傅聪，找了两三家，

没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来。傅聪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见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来，送来傅聪生活费，并把傅雷的话转告傅聪：“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费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在毛伯伯家，照样要练琴，一点都不能放松!”

在我们家，尽管没有父亲监督，傅聪还是坚持每天练琴。一早起来，就练。他很有意思，一边弹，有时还一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