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说，希特勒年幼时曾被父亲无理虐打，导致长大后心理失衡，因此才要在弱小民族身上发泄。这类病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还有更多尘封的蛛丝马迹供我们捕风捉影。例如近年确有美国作家海登（DeborahHayden）在著作《天才、疯狂与梅毒之谜》（Pox：Genius，MadnessandtheMysteriesofSyphilis）中，推论希特勒曾经从犹太妓女身上染上梅毒，所以才那么憎恨犹太人（乃至女人），并要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抹黑梅毒为“犹太病”。

此外，却有立论相反的德国史家马赫坦（LotharMachtan）在《隐藏的希特勒》（TheHiddenHitler）一书中，通过翻阅旧警察档案言之凿凿地“证实”，希特勒不但是一位同性恋者，对男性肌肉有特殊喜好（并以之演化了著名的纳粹男体审美观），而且还在奥地利维也纳当过应召男（相信价格也不会高），只是他掌权后为了掩饰性取向，才欲盖弥彰地将同性恋者列入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卜赛人之后的迫害名单，但依然“本性难移”，还是忍不住和头号亲信、军备部长施佩尔-即电影唯一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纳粹高官-维持众所周知的暧昧关系。施佩尔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二人以“艺术”平辈论交，他也是战后唯一认罪的纳粹高层，梦工场也出品过关于他本人的传记电影。

问题是，要判断希特勒的童年阴影是否真的影响了他的具体施政，电影要么得证明他有能力凌驾全体德国人，让个人病扩散为集体病；要么得相信纳粹高层官员都有类似情结，都和希特勒所见略同，否则，就不能否定纳粹推行的集体迫害有其他更深远的渊源。只要我们承认纳粹逼害犹太人和反同性恋，在欧洲有深厚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成因，这类政策的出台，就需要上述成因共同负责，令希特勒本人的心路历程，甚至是他本人有少量犹太血统的说法，在宏观历史而言，变得相对不重要。过分聚焦个人，只会沦为纯八卦式揭秘，让应有的视线被转移，这就像我们容易因为殖民地出现了救苦救难的传教士，而忽略殖民制度的本质，或过分喜爱丑化布什失言的一面，而忽略其外交政策的精打细算。反而另一部同一班底制作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则着墨于希特勒晚年患上的帕金森病，这背景却真正改变了历史，因为帕金森病确实影响了希特勒对战争的判断力和自信，以致军事理论家认为，他晚年犯下的军事失误和早年的军事成就同样惊人，而他决定向哪里出兵是乾纲独运、密室决策的，毋须像落实反犹政策那样，要启动政府机器反复公开宣传。两出电影的分别，大概就是历史和恶搞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