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家人，以及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地下党辗转赶往北平。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后来他才知道，席间坐在主人位置的，是康生。

由山东坐火车北归时，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萧乾的心激动得嘭嘭地跳了起来。到北平前门的东车站，来接他们的人紧握着萧乾的手道：“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下了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萧乾重返古城后的落脚点。多年后，萧乾回忆说，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这是他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他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萧乾一家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萧乾心里老大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引自萧乾：《生活回忆录》，见《萧乾全集》，第５卷，第２２２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萧乾将一切当作一种真实来接受。他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疑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什么都不让自己置身事外。

《中国文摘》（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着，编辑人员却已到了北平。新的日子开始了。他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党和非党人士的界限并没有被划得那么泾渭分明。萧乾说，他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萧乾全集》，第５卷，第２２１页。）开国后，几乎全新的群体和机构逐渐正规化。１２月，萧乾等人在北京用电报遥编的《中国文摘》由香港迁到北京，并入新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该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他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和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副局长为刘尊祺，秘书长为冯亦代，徐迟等人也在此工作。萧乾在港期间参加《中国文摘》的改稿工作，并与乔冠华夫妇相熟。到北平了，深感工作愉快。杂志社员工宿舍这时已搬到石驸马大街的一个三进深的住宅了。萧乾一家被安排住在尽后边一个小院里。

这时的萧乾，被任命为这份英文刊物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社会组，工作上颇顺手。他接受任务指派与分配，自己相应的行为也都成为恢复其自我感觉的一种前提和途径。

采访妓女改造，他写了特写《她们重见天日》。

他还以《人民中国》记者的身份，在北京郊区参加过不少次声势浩大的斗争会。

他回忆，会场一端照例是一座席棚，台上方桌旁，坐着大会的主持人。斗争对象猫腰站在台正中，两边是手持红缨枪的民兵。 斗争会开始后，受害者一个个气冲冲地走到台口，指着斗争对象声泪俱下地控诉。有时气急了也上手打。这时，事先打过招呼的民兵还上前阻拦。斗争会进行时，下面照例有人带头呼口号。 “与‘文革’期间的斗争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还没发明出喷气式，一般也不挂牌子。”萧乾在忆述时，联想到了他在“文革”中看到的种种，和他自己惨痛的经历。破碎的图像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链条。作家叶兆言在《记忆中的“文革”开始》中，也道：“‘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见《亲历历史》，第４９页，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８。）

由快转的速度呈现历史，是有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