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一次和文洁若回忆起自己走过来的路——

他从小没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没有家学，学无根底。小学还没毕业，他的妈妈就与世长辞。他是靠织地毯和送羊奶念完初中的。在高中差半年毕业时，他还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勒令退了学。

他的感情生活开始得很早，但是并不那么顺利。1946年，《大公报》拍电要身在英国的萧乾回去，已经在外面闯荡游弋了整整7年的他自己，也正是归心似箭，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回去。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交通工具还非常紧张。飞机是搭不上了。他就找到一艘往东走的叫做“格林诺高”号的货船上去了。上船的那天是那时已经决定跟他结合的格温送萧乾走的。格温要去美国看她的父亲，然后与萧乾在上海会合。他乘的这条船一路上走走停停，跨过烟波浩渺的红海和印度洋，经过新加坡、香港，足足走了一百天才抵达上海。

萧乾一到上海，格温已经先到上海，并且到码头上来接他了。他下船首先的一个难题是报馆没有为他准备住处，而上海那时租房非有金条不可。格温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她出生在上海，襁褓中跟着父母去了英国。她这次到了上海，非常兴奋。但首先总得有个住的地方，有个家。辗转搬了几次家，最后，为了解决住房，萧乾就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日本式的平房里安顿了下来。

萧乾在复旦是在英文系和新闻系作教授。在那里，萧乾教了不少学生。这个教书工作一直教到1948年他离开上海到香港时为止。与此同时，他在《大公报·文艺》那里仅仅挂了个名儿，写国际性的社评，不需要坐班。当时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路，编辑部则在民国路。那里，每星期四举行一次社评委员会，一般由社长胡霖或王芸生主持。写国内问题的除胡、王外，还有李侠文、贺善辉两位。国际方面，日本问题一概由李纯青执笔，美国原由章丹枫负责，萧乾经手范围只是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后来章丹枫教书去了，美国就也划给了他。1946年萧乾还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写过《红毛长谈》，以及一些专栏文章。

他很后悔，自己要是就光写写国际社评，也不至于出乱子。偏偏1947年要他去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就捅出了大漏子。１９５９年靳以加入了共产党，同年１１月７日便病逝了。作家刘白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文章。文中写，１９４７年他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呢，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着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见文洁若：《萧乾与〈大公报〉》，载《书屋》，２００４（６）。）

这个描述当然未必那么真实，至少，那时萧乾的家庭并不太安定。萧乾记得，和格温刚到上海时，是在先施旅馆下榻，夜里刚睡下便发现了臭虫。一直在英国长大、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格温，这是头一次挨臭虫咬。她大哭大闹了一夜。后来又搬过几次家。这中间还曾半夜里被大兵搜查了一回。这使她很受刺激。此时此刻似乎再也察觉不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她常对萧乾嚷：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要回英国!这样，儿子１９４７年8月出生，11月家庭就破裂了。那时格温生下铁柱儿后，身体不大好，替他们接生的医生王逸慧，就提出让格温住到他家去，以便于看护、医治。因为他替他们接生了孩子，他们很感谢他。萧乾在当时正出着的《英国版画选》的扉页上，还印上：“敬献给王逸慧医士及其全家”，要把这本新书献给他。可谁知歹人无处不在。他将格温弄到他家去住，就心存了歹念。他的妻子也是个混血儿，是美国人，那时正到美国探亲。他告诉格温产前产后她处境多危险，他救了她一命。这样花言巧语，就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