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令他难忘的是对妓女的改造。他小时候在庙会上常听到一出描绘妓女悲惨命运的小曲《妓女告状》。其中唱道：

初一呀十五啊，

庙门儿庙门儿哎唉!

牛头哇，马面哪，

两边儿两边排。

唿噜啦一阵阴风啊，

闯进了一个女鬼来。

……

歌曲描绘妓女跪在阎王老爷跟前，哭诉她一生卖笑，受尽虐待，最后被折磨致死，妓院却是“管抬不管埋”。透过这样的催人泪下的歌曲，妓女的悲惨，妓院的荒淫丑恶，很早就给萧乾留下深刻印象。因此50年代妓女改造，他是非常赞成和拥护的。

1949年冬天，开头不动声色。北京市市长一声令下，警察与工作人员就把前门的八大胡同一下子包围起来了。妓女最小的只有１３岁，最老的则有五十开外了。嫖客中竟有不少是干部，包括当时与萧乾同一个大院的新华社的干部。妓女们进了学习班，最难改造的是高级妓女。萧乾采访了头等妓女，也采访了三四等的，更亲历了斗争女恶霸黄宛氏等的场面。

像这样将旧社会的病骸陈放到手术台上，这样对乌烟瘴气的社会空气作净化，他很拥护，也很投入，认为挺干净。此后的土改和“三反”，他也认为很有意义。参加“三反”，他是打虎队副队长，稀里哗啦挖出了不少大老虎。当时的萧乾是全身心地投入，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意识到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为这个东亚病夫挤脓、剜疮、清除积垢”，他难以平抑心头的那份激动。

他讴歌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北京，拥抱新的社会，贪婪地呼吸新的空气：(萧乾：《我骄傲作毛泽东时代的北京人》，写于1951年９月９日，发表于《新观察》，引自《萧乾全集》,第３卷（特写·杂文卷），第２４２页。)

北京变了，变得使这两年没回来的人不认得了。城楼没搬家，金鳌玉栋的大石桥也还是那么陡。但是北京从骨髓里变了。由大家伙儿伺候几个人的北京，变成大家伙儿当家作主的北京了。由面向过去，靠名胜古迹糊口的北京，变成面向未来，创造幸福繁荣的指挥台……

封建的毒瘤挖出去后，北京的脉络活了。于是，北京那满是皱纹的脸也就丰润了起来。

作这样的甜美的颂扬，当然与他理解到的“解放”的新含义有关，与他衷心拥护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有关。

然而，身份上的忘我，心理上的从众，行为上的参与，文字上的感怀，以及主观上的报效祖国的意愿，虽说也能使萧乾感到些许安心、抚慰甚至惬意，但这一切，却最终未能让他在参与现实斗争、努力工作中彻底解脱出来，失掉自己原有的角色位置和身份标志。在新阵营中获取角色，则更为困难。知识分子，这个当时并不“香”的招牌，始终挂在他以及与之同命运的人们的脖子上。

假使说，在他在《人民中国》当人民的吹鼓手的那几年这个体会与感受还不深的话，那么，1953年年初他调入中国作协，住到大酱园子宿舍之后，就很有些不一样了。

这个大酱园子，原是所既有门市又有作坊的大房子。它的门面不大，可里边很深，有三进，作协买的时候，房主还提出，要买得连同院里三百多口腌菜沤酱的坛子一起买下来。条件挺古怪的。

萧乾一住进这座大酱园子，就多少有些懊悔不该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