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酱园子虽不是政府机关，但喜欢说“进城之后”的人却也着实住得不少。院内很多都是30年代一道在北平或上海滩上写过文章的熟人，不少人的不少文章是他经手在《大公报·文艺》上编发的。后来人家去了延安革命圣地，进了鲁艺或抗大，受了战斗的洗礼，现在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感觉不一样了。

萧乾直后悔自己为什么鬼迷心窍地要归队，要再捧文艺这个饭碗，要离开《人民中国》那个让自己欢喜、让自己心里充实、让自己舒心的位置。看自己与30年代熟人之间已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大墙，他心里就十二分地怀念在国际新闻局(就是后来的外文局)的日子。

在大酱园子里，唯一和萧乾有些过从往还的，是严文井。这位十分念旧的老友也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30年代在平津，我们曾一道写过文章。”萧乾回忆道。抗战时期，严文井到延安后，当时在香港编《大公报》的萧乾，还和严文井有过不少书信往来，编发过他寄自延安反映抗战的作品。如今，住前院的他却也并不嫌弃萧乾这一身资产阶级泥垢。他和萧乾的交往，没有冷漠，也没有躲避，他对萧乾，没有把门关上。

但是旁的人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人中，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身兼某厂的党委书记，更有的随身还带着勤务兵，出行则是小轿车，小轿车挡风玻璃上贴着中南海的通行证，上车下车之际胸口还时常“飘着委员或代表的红绸条”。

院内的这些同萧乾界限划得十分清楚的人里，也有抗战前就是文友的，抗战期间由延安向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的。但现在却是扭起脖子高视阔步不朝萧乾看了。不仅自己决不把身子迈入萧乾住的后院那三间小西屋里，而且外地有作家来了，还让可别到萧乾那里去。

为了不得罪同院大干部，他先曾狠心送走孩子心爱的花猫，后又辞去帮工的保姆。

在这样的环境里，时间长了，就由别扭、麻木而茫然了。有时候他呆呆地坐在窗口，心里就空落落的。

婚前，文洁若和萧乾确定恋爱关系之后，也时不时地往他住的那个小西屋里跑。她见他看人家的红色名著编入人民丛书，或者荣获了斯大林奖金，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就劝他：

“人家都是交党费的，你是这院子里唯一不交党费的嘛。你要还想写，你就翻吧。翻译保险，翻出来不会像你的这些以前的作品，要用麻绳捆起来，吊到屋角上就由老鼠去啃去咬。翻出来就能出。我们社里就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