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在那个年头，圣安妮学院可以称得上是一间感情的温室。这儿的女教师，一般来说，并不是所谓的女“同志”。很多已经或者曾经结婚，拥有家庭和学术双重生活。她们是一群和善、聪明、带点学究气的女人，非常用功、认真，但表层底下却隐藏着一股激流，不断汹涌激荡。后来我察觉到，这种激情在她们之间互相传染，就像病菌或某种时尚。记得，我曾听到艾丽斯的好朋友、小说家伊莉莎白?鲍恩把她认识的一位女士描述成“最高类型的、旧式的女同性恋者”。伊莉莎白讲话时有个别人难以模仿的习惯：碰到英文字母Ｌ，她就会口吃，因此，从她口中说出的lesbian（女同性恋者）这个字，听起来就显得格外的庄严伟大，但也显得非常滑稽。说实在的，圣安妮学院那群女教师并不这么庄严伟大，但我敢说，她们那种类型的同性恋非常高洁、非常健康。她们把相互之间的情感当作隐私，从不在学生们面前宣扬，也从不引诱女学生入伙。后来从艾丽斯口中，我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一位女老师，胆敢向受她监护的女学生示意，或鼓励她爱上女同学，肯定会遭受全院师生唾弃。

不论如何，那时我的性观念实在太过单纯、天真，以为每个人要么是异性恋，要么就是“同志”，中间并没有模糊地带。参加过那晚的派对后不久，当我察觉到，那几位女士似乎全都爱上了艾丽斯，我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她们对艾丽斯能够产生那样的感情，艾丽斯难道不会对她们――至少其中一两位――产生同样的感情吗？后来我才晓得，艾丽斯心肠太软，不忍心拒绝人家对她的感情（事实上她自己也渴望被爱），可是，一旦这个女人表示得太过露骨，艾丽斯就会在她们两人之间画下一道界线。

派对进行的当儿，格里菲思小姐抓住英文系的一位同事――拥有响亮动听的波兰姓氏的一位女士――把她拖过来介绍给我，然后匆匆跑开，加入艾丽斯身旁那一小群人。我看见那位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拥有一头黑发和一双迷人大眼睛的安迪小姐，站在艾丽斯身旁，一面跟她说话，一面伸出手来，调皮地在艾丽斯手腕上轻轻拍了一下。她们俩也许是讨论教学问题吧（后来我才知道，安迪小姐在圣安妮学院教政治和经济学，而艾丽斯教的是哲学）。站在我身旁的那位拥有响亮波兰姓氏的女士，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镶深红衬里的大衣，模样看起来跟安迪小姐一样神采飞扬，帅气十足。在轻松愉快的派对气氛中，她突然板起脸孔，操着一口听起来带着外国腔的英语，正经八百地向我提出一个跟我的“学术研究”有关的问题。我的回答，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缺乏说服力，别说这位女士了。她凝视我，眼神中流露出宽容，却也带着些许不满意。

这次接受格里菲思小姐邀请，前来参加她的派对，我还以为这是天赐的良缘呢，没想到，却连我的意中人艾丽斯的小手都没握到，莫说与她倾谈了。因缘际会，我倒是在我们英文系的另一位资深老师心中，留下不怎么良好的印象。后来我才晓得，格里菲思小姐的这位同事，在我们学院中是有名的严肃，平日不苟言笑，但事实上她是一位心地善良、教书认真的好老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嫁给一位波兰军官。她本身来自英格兰约克郡，娘家的姓氏很普通――似乎是“赛德博特姆”之类的典型英国姓氏――但离婚后，她却保留丈夫留给她的那个响亮的、充满罗曼蒂克风味的波兰姓氏。

在格里菲思小姐的派对上，一整晚，我都没有机会跟艾丽斯攀谈，尽管后来在其他两三位男士抵达后，我终于挨近了艾丽斯身边，但这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因为跟我谈话的总是别人。几杯杜松子酒加法国白兰地灌下肚子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神采飞扬起来了，足以在艾丽斯心中留下良好印象，但却一直苦无机会跟她倾谈一番。派对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在满堂欢乐气氛中，艾丽斯却向大伙儿说声抱歉，提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