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转变成我们俩所能体会的那种笑话，艾丽斯肯定会被逗得很开心。这时，我就会立刻停止朗读，当场把书中的情节改编成一首小小的“狂想曲”，在艾丽斯面前“演奏”一番。在向她朗读荷马史诗《 奥德赛 》的英译本时，我就曾经这样做过。根据荷马的描写，雷斯特里冈尼安巨人 把奥德修斯的11艘船弄沉，把船上的水手全都吃掉，只有奥德修斯搭乘的旗舰逃过这一劫。于是，我想象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奥德修斯在旗舰上召集一场干部会议。开门见山，他对干部们说：“诸位，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一些。”这句话把艾丽斯逗得咯咯笑，好不开心。后来，她一直记住这句话。每次看见她把从街上捡回来的落叶和纸屑放置在屋子四周，组合成某种图形，我就会对她说：“唔，诸位，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一些。”这句话，是我在潜意识中向其他文本借用的――很可能是《 傲慢与偏见 》，我记不太清楚了。记得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班奈特先生的小女儿玛丽在宾客们面前演奏某一种乐器；她父亲没等她表演完，就对她说：“唔，玛丽，你已经把我们逗得够开心的了。”（简?奥斯汀一生创造出的众多小说人物中，命途多舛的玛丽是唯一没有得到公平待遇的角色――她的父亲不喜欢她，而作者对她显然也有很深的偏见。）

根据我的观察，向阿兹海默氏症患者朗读文学作品，难免会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份和自主性格已经丧失了，尽管严格说来，“提醒”一词并不是很恰当的字眼，因为通常这种病人连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意识到。若非如此，病情就会沿着不同的路线、以不同的形式发展，虽然终极的结果还是一样，无法扭转。尽管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有些患者确实还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情况。这种感觉――知道自己无法进行思考，也无法说出心里想讲的话――肯定非常难受；我就曾经亲眼看过，有些患者被这种感觉折磨得痛苦不堪。然而，艾丽斯跟我讲话时，她自己会觉得她讲的话很正常、自然，而我也会觉得她讲的话很流畅――流畅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只要我不刻意聆听她到底在讲什么，只要我以平常心，凭着数十年婚姻生活的经验和默契，我就能够理解她的意思。

对阿兹海默氏症患者来说，时间会构成一种焦虑，因为它那传统的样貌和进行方式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连串无休无止的询问。有时，一整天，艾丽斯会不停地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但她的口气十分温和，一点都不显得急躁，仿佛无论什么时候出门，不管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待在家里，她都觉得无所谓，不会很在乎。福克纳的小说《 士兵的薪饷 》（Soldiers’ Pay ）中，失明的飞行员不断地询问他的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放我出去？”读到这一段描写，读者肯定会感到不寒而栗：在作者精心设计下，读者发现他陷身在盲人的世界中。艾丽斯的询问，本身并不显示她盼望改变，或返回到以往的生存状态；她甚至不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上车，到外面去吃午餐。我们正要展开的午餐之旅，对她来说，可能是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样说也许太不吉利，但至少在她看来，这趟旅程能够让她脱离现今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不再工作而丧失了意义和身份的生活。

患病前，艾丽斯曾告诉我，身份的问题一直让她感到很困惑。她不认为她拥有身份――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时我就对她说，她是在做她自己，而她肯定知道身为自己的感觉，甚至享受这种感觉，而她这个“自己”是隐秘的、别人所不认识的。她笑了笑，觉得我这番话很有意思，但她并不完全理解。她可不想为这种问题伤脑筋。“那你是生活在你的工作中?？就像诗人济慈和莎士比亚那帮人？”我问艾丽斯。她连说不敢当。我继续就这个论点提出我的看法（毕竟，英国文学是我的本行），但艾丽斯似乎不那么感兴趣。我特别举出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常提到的两种作家：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伟大诗人，诸如华兹华斯和弥尔顿，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到足以涵盖整个宇宙；另一种是不受身份束缚、乐得逍遥自在的作家。我晓得，身为哲学家，艾丽斯会觉得这类区分太过粗糙、武断。也许，你必须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才会对这类区分感兴趣，也才会觉得它有意义，而比艾丽斯更不自恋的人，实在是很难找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