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身份意识愈强的人，愈会被阿兹海默氏症整得痛苦不堪。艾丽斯缺乏身份意识，反而使她更能够逐渐地融入阿兹海默氏症所带来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空洞世界中。每天晚上她都会不动声色地拿出一堆衣服，一件一件摆放在我那一侧的床上；一旦我悄悄把它拿走，过一会儿她又会把它放回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觉得身为妻子她有责任照顾我、侍候我？真的是这样吗？说不定，这只是一时的混淆，因为每天晚上就寝时她都会问我，她应该睡在哪一边。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她这个动作代表的是一种更深刻、更丰富的意涵；它并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行为，更不是像“照顾”这类矫揉造作的字眼所能描述的。以往，艾丽斯从不曾想到要照顾我、侍候我――这点我得感谢上天――事实上，跟艾丽斯共同生活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她对日常生活漠不关心。她是那么的怡然自得。而我，天生喜欢管事，于是我就把照顾艾丽斯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我从不需要她侍候。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在雪地上滑了一跤，摔断一条腿，被送至离家12英里的班布里医院躺了几天。艾丽斯赶到医院照顾我，晚上，她就住在医院大门外那家提供早餐的旅社。我求她回家去做她自己的事，别把时间浪费在医院里，她待在病房，啥事都帮不上忙。但她坚持留下来，直到我痊愈才跟我一块出院，回到家中。

西方的哲学家曾经辩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的脚疼痛时，别人是否也会感受到。艾丽斯显然不会有这种感应。据说，这场辩论的重点（如果它有任何重点的话），在于探讨人与人之间肉体上的相互感应是否可能。诗人柯勒律治提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时，曾这么说过：“她也许不了解你，但她肯定会跟你一起感受。”即使你不是女性主义者，你也会觉得这句话简直是一派胡言。有些人能够感受到别人的苦乐，而有些人却不能；这点跟性别没有关系，就像有些人嗅觉敏锐，而有些人的嗅觉比较迟钝。巧的是，艾丽斯的嗅觉并不怎么敏锐，而她对别人的知觉往往是精神上的，跟肉体并没多大关连。宛如天使一般，她在更高的层次上跟这些人打交道，对他们的肉身――对他们那浑身散发出汗味、臭烘烘的自我――却不怎么感兴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她的小说中，艾丽斯描写人物的样貌和生活，笔触是那么的细腻、精确，但对这些人物如何在较低的、肉体的层次上运作，她却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话说回来，她对感情倒是满敏锐的，往往能够迅速响应。凭着直觉，她能立刻体察到朋友心中的痛苦或哀伤，而且她会立刻伸出援手。她的方法通常是：设法让这些情感转变成某种戏剧形式，藉以抚慰朋友心中的痛苦和哀伤。她从不参与别人为他们自己编演的戏剧，但她本身能够强烈地感受和体验各种各样的情感，诸如：爱、嫉妒、仰慕，甚至愤怒。我从不曾看见艾丽斯展现这类情感，但我知道它潜藏在她心中。至于我呢，当我的嫉妒心发作时，艾丽斯应对的方法很简单：陪我，直到我的嫉妒心消失为止。刚认识她时，我总是觉得只有粗俗的人（而我绝不是这种人）才会公然吃女朋友的醋，但艾丽斯毕竟是个聪慧的女人，一眼就看出我在吃醋。这时，她就会花点时间陪伴我，展现她那只有在我面前她才会显露的、跟别人眼中的艾丽斯截然不同的自我。她的体贴让我感到很舒心，满腔妒火立刻熄灭。

如今回想起来，刚认识艾丽斯的那段日子――约摸是初次见面后一年或一年半吧――每个星期六傍晚，艾丽斯都会跟一位来自伦敦大学的犹太裔意大利教授见面（此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难民）。他对艾丽斯用情很深，而她也以甜蜜的、崇敬的态度回报他的感情。这位教授是艾丽斯的长辈，身材矮小，衣着整洁，待人亲切和蔼。他从没跟艾丽斯上过床（那时我相信这点）。每次见面，他们两个总是坐着，一整晚谈论古代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偶尔他会握握她的小手，亲亲她的脸庞。他的妻子和已经长大的女儿留在伦敦――这对母女，艾丽斯不但认识，而且交情甚笃。教授夫人不但接受他们的关系，而且完全体谅丈夫的行为。每次约会都准时结束。11点半一到，教授就会走出艾丽斯的房间――那时她并没住在学院宿舍，而是在牛津镇中心附近的波蒙特街一栋建筑物顶楼租房子住――然后独个儿走回到班布里路的小旅馆。我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我每次都在附近守望。有时，我会一路尾随教授回到旅馆（他根本不认识我，当然也就不晓得我在跟踪他?）；有时，我会继续伫立在街上，抬起头来，痴痴瞅望着艾丽斯灯光明亮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