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在我们蜜月旅途中经常出现。

1956年，我和艾丽斯结婚。那时我们认识将近三年了。以往，我曾计算过，自从那天早晨我看到艾丽斯骑脚踏车缓缓经过我的窗口，多少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我早已忘掉这个数字，而我又不想重新计算，因为那样做很花时间。记得，我们是在政府注册官的办公室结婚的。它坐落在圣伊莱斯。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南端矗立着烈士纪念碑，往北则一路延伸到伍斯托克路和班布里路交叉口的战事纪念碑。注册官办事处对面是法官的公馆（现在已经不见，大概是搬到别处去了）。这是一幢精致美观的帕拉第奥式建筑物。据说，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 波音顿的珍藏品 》（The Spoils of Poynton ）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栋房屋，就是以牛津镇的法官公馆为蓝本的。

我谈到婚礼举行的地点，口气就像一位导游，事实上，在那个我和艾丽斯结婚的早晨，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是一本旅游指南。一路上，我只顾瞪着这些熟悉的地标，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似的。就某种意义来说，以前我的确没见过这些建筑物，因为每天我都匆匆忙忙赶路前往某个地方，担心会迟到，哪里还有工夫观赏风景呢。如今，站在注册官办事处附近的街角等候我的新娘子，闲着没事，我只好观赏周遭的街景。我睁着眼睛，仔细观看每一栋建筑物，就像生平第一次或最后一次看它。记得，玛丽?安托妮特乘死囚车被押赴断头台时，画家大卫 曾以速写的方式描绘她当时的容貌和神情。他发现，这位法国王后一路上只顾睁着眼睛，茫茫然，充满好奇地观看周遭的街景，仿佛她以前从没看见过巴黎的这些街道和广场似的。结婚那天早晨，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此外，就像每一个新郎倌，我心里还记挂着结婚戒指――我把它摆在右边裤袋里，跟其他杂物放在一块。显然，这并不是藏放结婚戒指的最佳地点，但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会儿，我身上穿着一套深色西装。那是9年前我退伍时，军方送给我的礼物。我没穿背心（那年头，绅士们的行头都必备一件背心）；军方发给的西装原本附有背心，但后来我不晓得把它搁到哪儿去了。当时，我从一堆颜色较浅的西装中，挑出颜色最深的这一件。事后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我很少穿上这套西装，除了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诸如婚礼、洗礼和葬礼。

结婚戒指，则是昨天在一家当铺买的。这枚戒指样式古板，但打造得十分坚实，很可能是某一位手头拮据的鳏夫拿到当铺去质押的。买戒指是我的主意。艾丽斯从不曾提到结婚戒指。她一辈子没戴过戒指，而我也从没想过要送她一枚戒指，因而结婚前我们并没订婚。我担心这枚戒指不适合她戴，但她一戴上手，大伙都说漂亮极了，大小刚刚好――至今依然如此，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年，这枚原本颇为粗大的金戒指早已被磨损得只剩下细细的一圈了。

整个过程（我实在不好意思把它称为婚礼）只花三分钟时间就完成了。之后，我的那位资深同事的妻子――这对夫妇实在很热心――就开始唠叨起来：“我得赶快去照顾贝利太太。”她指的是我母亲。她丈夫带着“阴森森的笑容”（这是艾丽斯后来的描述）对她说：“除了你，这儿的每一位女士都是贝利太太。”这倒是真的。我母亲和我嫂嫂（她也是贝利太太）这会儿都在场；除了她们，并没有其他女士参加我们的婚礼。艾丽斯后来告诉我，这是整场可怕的婚礼中最让她感到毛骨悚然的一刻，这一刻，她发现自己也变成了贝利太太，跟一大堆贝利太太成为一家人。顺便一提，她的母亲不知怎么搞的，竟然错过了从帕丁顿 开往牛津的火车。婚礼完成后，我们赶到车站迎接搭乘下一班车的岳母大人。大伙儿到附近酒馆喝一杯，开开心心庆祝一番。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严格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开始，而是一个“反高潮”：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关上了门，但不是砰然一声合上，而是带着啜泣声。不过，这种“缓和”（d■tente）的感觉倒是我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紧绷的心情、一连串的疑问和令人窒息的不确定感――操控我们这些年来的生活的一切东西――现在全都消失了。我和艾丽斯都感到非常快慰（至少，这是我的感觉）。在车站里，艾丽斯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使劲一捏，悄声告诉我说，以后咱们两个就得厮守在一起啦！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可又是多么的陌生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心头一块大石顿时放了下来。这一刻，我们俩最需要的也许就是安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