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们就一直待在灌木丛边缘的坟堆旁，不愿离开。这是最好的观测站，距离白杨树上的鸟巢仅仅数英尺之遥。巢中的鸟儿显然并没察觉我们躲在一旁偷窥――坟场中如果真有鬼魂，它们肯定也不会发现我们。悄没声息，有如精灵一般，鸟儿们只顾在巢中活动，显得非常忙碌。彼得和吉姆告诉我们，这种食虫鸟会唱小曲，但我们从没听见它们引吭高歌。尽管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两只食虫鸟，而且已经分辨出一雌一雄，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它们确实存在。就像莎翁名剧《 麦克白 》中的鬼魂，它们行踪飘忽不定，就像一团阴影。

隆冬天，待在家里闲着，我就跟艾丽斯谈起这些往事。一脸迷惑，她兴致勃勃地聆听着，仿佛在听我讲述一个纯粹出于虚构的童话故事。她不相信这种事情，但她喜欢听。我自己也发觉，记忆里的这些有关鸟儿和夏日游踪的往事，在讲述的过程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跟当初发生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说不定，这整个事情都是我一手捏造出来的哦。

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位教区牧师基尔沃特，曾经居住在威尔斯这个地区，距离吉姆和彼得的村子不远；他喜欢把每一天的活动（包括散步和执行牧师职务）记载在日记上。他在一则日记中说，他用笔写下来的那些事情，在他心目中，比他那天或前几天亲眼看到的、正在记录的事情还要真实。事实保存在记忆中。至少这是基尔沃特牧师的经验，也是很多作家的共同经验。浪漫主义诗人，诸如华兹华斯――他是基尔沃特牧师崇拜的偶像――都有这么一种看法：只有透过回忆和写作，他们才能创造他们的生命，表现他们的生命意识。跟这种经验相比，实际的经验显得微不足道；它只是一团迷雾，飘忽不定，随时都会消失无踪。小说家普鲁斯特和劳伦斯，肯定会赞同这种看法，尽管劳伦斯对浪漫主义诗人太过强调“生命――生命”，觉得很不以为然。只有躺在长椅上，透过内在的眼光，华兹华斯才真正看到了他在诗中歌颂的黄水仙花。

作为小说家，艾丽斯的才华跟浪漫主义诗人显然不同；在我看来，她的视野更加辽阔、深邃。我们也不会觉得，莎士比亚是在事件发生后，才透过记忆创造他那神奇美妙的戏剧世界。一切都得依赖记忆――这似乎是浪漫文学的特征。但就像所有概括性的论述，这种看法未必全然正确。有些作家和艺术家――诸如荷兰画家维米尔――在作品中创造和保存已经消失的时光，但他们并不会刻意歌颂它。

在为艾丽斯创造――或“再创造”――威尔斯村庄的那些鸟儿时，我心中想的是：这会儿艾丽斯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在她的认知中，她是不是把我讲述的往事看成一个虚构的童话故事，而不是一段回忆？对于像她这种视野非常辽阔、深邃的作家来说，创造力显然比记忆力重要得多――重要到即使丧失记忆，它似乎也能单独发挥效能。然而，事实上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当我们编造一个故事时，我们究竟在回忆什么呢？

重要的是，艾丽斯喜欢听我谈起那些鸟儿。在她心目中，它们只是“我”（她那个长相厮守的丈夫）的一部分――来来去去的一部分。以前，我活在她的心灵之外，就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受她的生命和创造力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

如今，我觉得我们夫妻俩已经融合成一体。有时这会让我感到害怕，但同时却也觉得心安、踏实、正常。

这使我想起当年在荷兰海牙游历时，我们看到的那幅题为《 戴红帽的女孩 》的画像。面对维米尔的这幅作品，我开始构思一部小说的情节，然后分别告诉欧娣和艾丽斯。跟欧娣讲这个故事时，我把它描述成一则荒诞的、充满喜剧意味的、能够博得读者一笑的冒险传奇。然而，跟艾丽斯讲同样的故事，本能地，我却试图让它听起来像是艾丽斯自己的作品。难道说我在刻意模仿她，以便继承她的衣钵？不管怎样，后来我写出的那部小说，风格跟艾丽斯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除了我本人外，读者都会这么想）。它反倒比较像我告诉欧娣的那出狂想式冒险喜剧。一年后，这部小说出版了。欧娣很够意思，她告诉我，她很喜欢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