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齐国管仲在“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中提到了不能重用小人，信任要选择对象。这句话在领导用人的时候特别适用，领导只有相信忠实、可靠、有才、有能的人，才能做到“你办事我放心”。领导一旦将宝押在了小人身上，将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因为小人的本质，即使再有能力，他们也是靠不住的。“亲贤臣，远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可是真正要做到却不容易。

光绪皇帝一生的悔恨就是因为把宝押在了两面派人物袁世凯身上。1898年戊戌变法因为触犯了广大守旧派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各种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在形势极其危急的时候，光绪帝密诏曾发誓“誓死拥护光绪皇帝”的袁世凯入京，共商大计。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世凯这人狡诈阴险，是个十足的小人。在甲午战争前他是张謇的得意门生，但他却暗中投靠张謇的死对头李鸿章，因而被李认为是“唯一可用的人才”，他才得以发迹。光绪帝甚至都没有查清对方底细就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原指望袁能“护驾”把西太后弄下台，不想他却反咬一口，向其告密。一眼看错，满盘皆输！光绪皇帝的一生就这样毁在了袁世凯这个小人身上！

确实，人性是有弱点的，理性和感情很难分开。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在选人任人时，往往会优先考虑那些看着顺眼，与自己比较接近，会说话又会来事的人。而每个领导身边又总会有这么几个人，他们手段相当高明，能做到奉承而不露声色，拍马屁让人怡然自得而不察觉，就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一样，可是却不一定有韦小宝对康熙的忠心和义气。他们利用你的信任得到职位以后，不能担当重任，还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猜疑，是领导用人原则中的大忌。但是，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无根据的，而需要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审慎的考虑来选择对象。还有的领导仅仅以教育程度与工作能力作为任人信人取舍条件：此人是否有理念、有眼光？是否善于表达，敏于应变，长于沟通？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然而，他们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调查此人是否确实可靠。

这里有两宗历史上的案子，一是战国时的赵孝成王错用了赵括，二是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错用了马谡，归结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上，就是用人失察。

赵孝成王听信谗言，拿赵括换下了老将廉颇。赵括的母亲深知儿子的毛病，当即就向赵孝成王上书，说：“赵括这小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好纸上谈兵。大王用他为大将，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赵孝成王听不进良言劝告，坚持让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毛头小子挂上了将帅的旗号。果不其然，长平一战，秦军诱敌深入，将四十万赵国士兵尽数活捉，最后全部坑埋，而赵括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独有偶，话说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单就马谡这个人提出自己的质疑，他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并要他“细察之”。事实上，马谡也并非碌碌之辈，他自幼熟读兵书，胸藏韬略，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就采纳了他“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策略。可叹的是他夜郎自大，好高骛远，可叹的是诸葛亮被他的表象所蒙信错了人，竟然将防守街亭这样一个身系全军安危的重任交给了他。街亭失守，其罪不在马谡，而在主帅诸葛亮。

作为智者、人杰，诸葛亮是识人、用人的高手，抛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说，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还是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在信人上超过了极限。因为惜才、爱才，加上马谡本身有一定的能力，于是在对马谡的使用上，孔明出现了情感上的倾斜，这斗胆一试的心里让他下了平生最臭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