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误读。误读是永远存在的，谁能把你完全弄清楚？你自己有时候都不能够。这一点很多年以前我就明白了，所以在我画画的时候，我尽量把艺术品的解读范围放得大一些，把误读的空间提前留出来，放在作品的可读性范围之中。你看我的作品二十多年都没起过名字。我不喜欢作品被限定，一看到题目、标签，观众就有依赖性，自己的思路就不再往前走了。题目和标签是读者和作品之间的隔阂和阻碍，一旦有了标签，作品就完蛋了。你给作品取名字，不仅在误读自己，还把观众拉到误读的这一方向上去，更不要说给作品贴标签了。

我不想强压给别人任何东西，我把允许人们去误读我作为我创作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一点做人和画画是一样的。事实上，误读多数时候只是部分人对你部分行为产生的一种误读，不同的人加起来自然就会有一个校正的能力，整体对你的评判应该是比较接近真实了。

参与国际交流的技术问题

1992年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艺术展"时，我还不太知道所谓的国际性的展览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参加过。我完全是被动的，就是人家来找我，说希望你能拿来作品参加，到底谁参加，谁来主办，谁来策划什么的，这些一概不知道。但这件事对一个刚刚出来混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特别好的平台，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1993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参加了在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展"，这个展览差不多是西方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这导致了后来不同的机构，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美术馆和德国路德维西美术馆收藏我的作品。当然还有威尼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懵懂无知。同样，组委会对我们也不好安排。因为所有国家的艺术家都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以什么身份，有什么样的场地，受什么样的待遇，很简单。但在中国艺术家这都是问题。把中国全部的六位艺术家都作为特展艺术家，按我们的资历和以往的惯例好像不是很正常的，因为特展艺术家一般是一些有地位、被承认的大师。然而我们的展览空间又很小-被人挤掉一半开始都不知道，知道后也没抗议把人赶走，搞得非常混乱，有点第三世界味道，最后造成大家都很尴尬的?局?面。

这一次展览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很多西方人包括博物馆馆长或者是双年展很高层次的人都说，如果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工作很快就会取得非常的成功。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家在西方办一个特别走红的艺术展……所以我开始考虑我们如何参加国际交流的问题。我也意识到文化交流不只是把画拿过去，还包括我们的经验和技术能使我们在展览安排上发挥哪些作用，比如场地、画册、灯光等各种宣传，如何达到让参加展览的权威、专家、一般的观众都重视，从中国这一部分找到更多的好处，给他们更多值得激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