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格雷只身闯荡纽约，但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和凯蒂·毕肖普一样，他也来自美国中部的一座小城市。在最初几个月里，他十分享受在“大苹果”的时光，每天下班后，所有的时间都只属于自己。尽管工作相当乏味，但他还是相信自己已经迈开脚步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在这时，简 格雷高中时代的女朋友，来到了纽约。格雷知道她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也相信他们之间也许将会发生点什么。于是没有多想，格雷便兴奋地建议她住进自己的公寓。一时冲动带来的后果是，一个十分享受单身生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空间被外来者占据了。简十分可爱，格雷也确实很在乎她，但他还是很快意识到，自己在感情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现在的情况。此外，简对纽约生活的看法也与他不同，她把格雷看做自己的向导和解决城市生活各种难题的依靠，这使得问题越发复杂。渐渐地，她对格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她不只希望格雷能腾出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她还要求格雷对自己负更多的责任。几周以后，新的桌布、餐具和厨房用品开始在公寓里出现。又过了几周，她开始跟格雷谈婚论嫁了。显然，双方对彼此关系的需求和期待出现了错位。这迫使格雷不得不承认当初邀请简和自己同居时的那点小算盘。后果可想而知，简对格雷的肤浅和幼稚进行了强烈地控诉。格雷无言以辩，只能愧疚地听她在一旁指责自己的鲁莽和轻率，而这些激烈的言辞让他更加无地自容。可随后，简又告诉格雷自己有多爱他，她在纽约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朋友，她甚至还没有找到工作，而她又无法面对打道回府的耻辱。总之，她想和他在一起。

不知所措的格雷没能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只能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他感到痛苦而抑郁，但最糟糕的是，深深的孤独感在折磨着他。他和父母的联系越来越少，这个难以启齿的窘境让他对周围的人也难以敞开心扉。

而后的一个晚上，他在格林威治村等上舞蹈课的简一起回家。在衣帽间里等待的时候，他透过玻璃窗，望着楼前的人群在街头不停地往来穿梭，内心则为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深深地焦虑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困扰着他，他被完全束缚住了手脚。有那么一会儿，他看着玻璃窗中自己的影子，那张闷闷不乐、无精打采的脸看上去相当骇人。可突然，他发觉，“那不是我的影子，是另外一个人在看着我！”果然，那是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路人。当他发现眼前的窗子里，沮丧的格雷正可怜兮兮地注视着自己时，便玩起了模仿秀。格雷眼中的“影子”原来就是这个路人！这时，窗外的那个家伙突然向后一跃，摆出一副瞠目结舌的表情，格雷也忍不住笑了出来。两人之间短暂的联系，不仅打破了格雷阴暗的心境，也打破了他对自己的封闭。那次小意外以后，格雷开始重新打点起自己的生活，并逐渐将自己和简一团糟的关系理出头绪。

格雷的基因使他对社会联系需求相对低得多，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他更喜欢独自一人的生活。但在上述案例中，他同样受到了阶段性孤独的困扰。他的困扰并非来自客观环境的戏剧性转变，而是私人社会环境中出现的严重错位。

受遗传的影响，凯蒂·毕肖普对日常社会联系的最小需求是比较“高”的。成年后，她明白自己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 她只是没认清这些“不同的东西”究竟应该是什么。

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Wilson）曾把基因的作用比作约束我们行为的一根“皮带” 一条相当有弹性的皮带。遗传虽然固定了我们基本的行为模式，但仍留给我们一定的空间，任我们自由发挥。父母在夸耀孩子的音乐、体育或者数学天赋（也可能是在抱怨孩子高超的恶作剧的技巧）的时候都很想知道，相比较而言，两种最主要的因素 DNA和环境 究竟谁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几十年来，由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这个问题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