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当研究人员问一个美国人“你有多少知己”的时候，一般得到的答案是三个。可到了2004年他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25%的美国人给出的答案是“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在21世纪，1/4的美国人找不到一个可以敞开胸怀交谈的亲密同伴。

也是在2004年，世界健康组织与哈佛大学发表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显示，几乎有10%的美国人正在遭受抑郁症和双相型障碍的折磨。他们还发现，暴饮暴食的比例也上升了，同时上升的还有儿童因为抑郁症和注意力分散而接受药物治疗的比例。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对21个最富裕的国家进行的调查中，美国的儿童福利排在了倒数第二位，只有英国比美国更糟糕。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最高，遭受过暴力和欺凌的儿童比例排第二，在家庭的混乱，以及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糟糕关系这方面也高居第二。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对象反应，他们的家人早已不在一起吃饭了。孩子们说，他们不和父母交谈，也没觉得兄弟姐妹们很友善或者能帮助自己。

对21世纪的公民来说，“从前的那些事” 永远生活在自己长大的村庄里，与一个由长辈选择的人结婚，或者按照牧师、父母、或其他长辈的要求做事 已经毫无吸引力了。但上面那些令人担忧的统计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在“独立”这条路上似乎走得太远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不仅仅是精神和身体的健康，甚至还有近乎崩溃的社会凝聚力和日渐衰竭的经济动力。“强制性群居”理论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相依赖的。“独立”，生物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Margulis）提醒我们，“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科学术语。”

然而，“独立”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所提倡的。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迁移中度过，哪里有生意，我们就奔向哪里。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这种所谓的独立，其实完全可以用漂泊不定来形容。许多公司都喜欢把自己管理人员时不时地派到别的地方去，让他们过上了候鸟一般的生活。洲际公路的构架，标准住宅的普及以及交通工具的进步，拆散了无数的“社区”。销售人员，咨询顾问以及像我这样的学者，大多已经成了“马路天使”，甚至“空中飞人”。

孤独纵览

1950年代，社会学家罗伯特·怀斯（RobertWeiss）开始研究缺乏社会交往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指出，“较低的人口密度以及日常生活中在走廊、街道或者药店自然发生的社会聚集的不断减少，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分享经验、解决问题”。临时社区的居民缺少的不仅是与朋友、邻居的长期关系，还不能享受到与家庭长辈生活在一起的诸多益处。

怀斯的同事马克·弗雷德（MarkFried）在谈到居住在波士顿伦敦西区的工人阶级的孤独问题时说，他们会为邻居家被夷为平地而痛苦，“像失去了家一样忧伤”。这个社区的人们心中充满了依恋，无论是对这个地区还是对周围的人。几年以前，只要从这里走一遭，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区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吵吵嚷嚷的大家庭。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化使得这个社区内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直到最近，外号纽约“建筑队队长”的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还在极力督促临近的老城市架设市内高速公路，而纽约的规划者们甚至开动了巨大的住宅计划 建造一个“空中贫民窟” 好把穷人都塞进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更是在这条“金光大道”上一马当先，他们拆除了开普敦市内的一个大型社区 一个叫做第六区的混合居住区。第六区的消失恰恰是因为它是开普敦最富有社区气氛的地方。这里的黑人、白人和亚洲移民相处十分融洽，而这种和谐、友好的气氛实在让执政党的种族隔离政策无法自圆其说。

20世纪60年代，城市规划专家简·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