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布斯（JaneJacobs）开始了她的反击。她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是一首对她自己生活的“村庄” 纽约格林威治村的赞歌。全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她对小而紧凑的社区生活由衷的热爱 那里的人们常常居住和工作在同一个街区里。她描写了人们彼此之间的信赖和联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趣事。我完全可以给她的书充当“人证”，因为我和妻子就住在这样的一个城中村里，这里有一排19世纪建造的房屋，邻居们都熟知对方的孩子和宠物，并且时刻关注着别人的花园建设。这本书的合著者也住在一座位于新英格兰的小城市里，在那儿，每个家庭的成员们从1630年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渔夫和律师总是出现在同一个派对里。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祖国西南部的许多地方生活过，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根扎在哪里。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繁荣的社区里，但在其他地方，人口规模和人类联系之间的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继续着。

独自打保龄

在一本名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毁灭与复兴》（BowlingAlone：TheCollapseandRevivalofAmericanCommunity）的书中，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探究了越发独立的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使用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词来定义互惠、协作，以及从大型社区的集体生活中得到的亲切感。普特南指出，最近几年来，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市民数量急剧下跌，从选举集会到桥牌俱乐部，从志愿者消防队到徒步旅行团体，从校友会到保龄球社团。

“公民道德只有在互惠的社会关系介入的情况下才能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他写道，“一个有道德、民众却四分五裂的社会，并不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但是在许多富裕的城市里，护士、教师和警官已经很难找到自己买得起的房子了，而他们恰恰是能将社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当许多重要问题完全依赖人们的公德心来解决的时候（如志愿者消防队），问题就变得格外严重了。投资银行家们也许会成为社区里的缴税大户，但这些工作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收入阶层恐怕不会在邻居家失火的时候拎着水桶跑出来。

无论公民活动还是亲密的联系，都在一刻不停地抗衡着越发分散的社会文化。孤立感使人们感到抑郁、充满敌意，还破坏了我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尽管如此，许多政治领导人却在削减对社区的投入，而把钱用来建造更大规模的监狱，来惩罚那些由于自我调节能力的缺失而充满攻击性、无法自持的人。各种各样的数据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孤独对身心健康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促进社会联系的话题却很少被人们提起，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依然停留在药品价格和其他医疗手段上。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经过漫长的努力，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维护全球气候的意识才被逐渐唤醒。现在，社会交往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果孤独是由于空气或者水源污染而引起的，也许现在我们已经在国会听证会上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有严谨的科学论证作为基础，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对于许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言，修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实在是一个既划算又有效的方法。

但是，眼前的世界确实不尽如人意，我们能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