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强制性群居”的物种，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虚拟的“交流”，而是实打实的联系。宗教仪式所带来的“聚集”，对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社会学家琳达·鲍威尔（LyndaPowell）、勒依拉·谢哈布（LeilaShahabi）和卡尔·托勒森（CarlThoresen）对海量的宗教和健康文献进行了数据分析，来辨别9个“传说中”对健康有积极影响的因素是否属实。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否因为更保守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精神力量而更健康、更长寿？这是祈祷的力量吗？或者，是否这些精神活动在细胞层次上对我们造成了影响呢？

在分析了堆积如山的数据之后，这三位学者并没有发现精神感受与健康之间的明显关系。但他们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注意到，人们是否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与他们的死亡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经常去教堂的人比其他条件相仿却不常去教堂的人活得要长。在一些研究中甚至出现了“量效应”，即每周去教堂超过两次的人比每周只去1次的人要更健康。总体上看，即使去掉了其他的一些效应（如宗教通常带来的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去教堂的人的死亡率还是比其他人低了25% 这在流行病研究中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差别主要是因为每周至少去1次教堂的人，通过冥想、祷告和背诵经文，能很好地安抚自己的情绪。但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人们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的时候更容易发笑，即使他们对电影的评价很一般。我们是社会动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越多我们就会越开心，而这种良好的感觉毫无疑问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对你来说，每周去扶轮社（RotaryClub）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鲍威尔和她的同事们指出，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有其不可替代性。去教堂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并为朋友们提供互动的机会。宗教也鼓励人们帮助他人，而不是坐等别人的救援。这种利他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制力，并帮人们找到自身的价值，这对于减轻抑郁情绪是有极大帮助的。参与宗教活动还为人们找到了社会榜样，比如看别人如何助人为乐，如何祷告和冥想。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包括学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团体生活的感受，与好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与家人和伴侣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这还不是最好的事情。

我的同事尼克·埃普利发现，人们同意朋友的观点，常常是因为这些观点和自己的很接近；而信徒们聆听上帝的教诲，常常是因为这些教诲和自己的想法相当不同。乔希·特纳（JoshTurner）曾写过一首名为《我和上帝》（MeandGod）的乡村民谣，在这首歌里，他认为歌手与上帝的关系就是“一个罐子里的两颗豌豆”。安妮·拉莫特（AnneLamott）也阐述过同样的观点，她说：“当你发现上帝讨厌你这一类人时，你完全可以认为上帝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从认识学的角度来看，上帝应该是一个遥远的心理投射（psychologicalprojection），人们在这个创造世界的人身上赋予了自己的信念和偏见。关于上帝的心理投射其实是一种隐秘的自我肯定 至少是自我美化，而这种力量是其他的准社会关系无法提供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信徒的眼中，上帝其实就是“自己”。

我们是一种对未来的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动物，DNA不仅驱使我们去寻找社会联系，还驱使我们去寻找意义。“自私的基因”带来了社会大脑。而为了巩固人类联系，社会大脑又带来了孤独，并以此来增加我们生存的几率和基因繁殖的几率。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力量为“第三种适应”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于其他同类的互惠和依赖中，实现了基因的长远利益。而对意义的追求，赋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