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迷走神经是控制我们心率的首要制动装置。如果迷走神经没有被激活，你的心脏平均就要跳动115次，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72次。迷走神经有助于减缓心率。每当我们愤怒或者害怕时，我们的心跳就会加快，每分钟真会多跳动五到十次，把血液输送到各种肌肉群，让身体做好战斗或者逃跑的准备。迷走神经的作用正好相反，它降低我们的心率，让人们心平气和，增加了与他人近距离温柔接触的可能性。

第三，迷走神经和后叶催产素受体之间有直接联系。那些受体是多种神经肽，它们直接参与了信任与爱的经验。当迷走神经启动时，刺激出现了亲切友好的说话腔调以及更为平静的心血管生理现象。我们可以假定，它引发了后叶催产素的释放，在大脑和全身各处发出了温暖、信任、热爱的信号，这些信号最终还会传达到别人身上。

最后一点，迷走神经是哺乳动物所特有的神经。各种爬行动物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分享了迷走神经中历史最悠久的那个部分，名叫背部迷走神经情结，负责降低波动性的行为：比如，当肌体受到创伤时的震惊反应；更可推测出的是，在社会方面受到羞辱时产生的与羞耻相关的行为。爬行动物的植物性神经系统也包括怜悯区域，这涉及了战斗/逃跑行为。但是，当照管行为开始确定一个新的物种，即给哺乳动物定义的时候，神经系统的一个区域即迷走神经，就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了。迷走神经的功能就是帮助支撑这种新的行为范畴。

利他主义的圣杯

有些生产理论的家庭作坊似乎专门把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归结为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就拿保罗·鲁西萨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在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事迹来说吧。这些事迹在菲力普·戈瑞威奇（Philip Gourevitch）的著作《我们希望告诉你：明天我们就会和我们的家庭一起被杀掉》一书以及电影《卢旺达酒店》中已经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述。鲁西萨巴吉纳不仅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还让妻子儿女也冒着生命危险，从种族屠杀的胡图族武装派别"国家发展革命运动"手里挽救出了成百上千图西族人的生命（他自己是一个胡图族人），他在密尔斯·柯林斯酒店为他们提供庇护，他是这家酒店的经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这些英勇的行为很容易被归因于自私的基因，或者挽救亲人的欲望，或者自私自利，一切似乎都那么纯粹而简单。那些唯弗洛伊德马首是瞻的理论家们强调，利他主义行为也包含着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让人们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我，因为真正的自我不仅无法讨人喜欢，而且只能让人顾虑重重。（比如，"假如我要为人类的慈善事业作出贡献，那么我干吗要那么憎恨我的父亲呢？！"）在人们关于善的起源问题的古老辩论中，保罗·鲁西萨巴吉纳再一次无关自身利害地对那些关于利他主义行为自私动机的说法做出了反驳与干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我们做出利他主义的行为是出于我们关爱他人的本能，而这种本能与人类的神经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