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吗？最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单独一个系列的特征对所有的人是否都是值得欲求的？们应不应该谈及这类好人，好像所有的好人都出自一个模式？这个假定经常受到挑战。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不认为只有一种人是好的。以他的华丽方式，尼采观察到：

完全地说“人应该如此这般这般”是多么天真啊! 现实显示给我们的类型如此迷人地丰富，形式的表演和变化如此充裕——而一些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道德家的评论道：“不! 人应该是别的样子的。”这个可怜的顽固的伪君子甚至知道人应该像什么样：他把自己画到墙上，然后尖叫，“Ecce homo!”(“看那个人!”)

显然，这里有些东西确实是对的。奉献自己全部生命去理解中世纪作品的学者和职业军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露出大腿，而在光秃秃的海滩进行日光浴的妇女则有完全不同的端庄标准。所有这些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是值得尊重的。

于是，我们会有明显的感觉：对不同的人，人们所想到的美德是不同的。因为人们过不同种类的生活，有不同种类的个性，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表现出来的品格的性质也会不同。

更进一步，假设一个社会的美德不同于另一个社会的美德，这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个人可能的生活类型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社会。学者的生活只在有像大学这样的机构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这界定了学者的生活并使其成为可能。足球运动员、牧师、艺妓或者武士也是如此。社会提供了价值系统、制度，以及在其范围内个人生活得以形成的生活方式。担当这些角色所需要的性格特征是不同的，所以为了生活得更成功所需要的特征也是不同的。于是，美德就会是不同的。根据所有这些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哪些品质是美德依赖于特定社会创造并维持的生活方式？

这种观点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反驳：某些美德会被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所需要。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且他可能是对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我们所有的人有巨大的共同之处，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他说：“在去往遥远国家的旅途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将每个人和其他每个人联系起来的使之相识和友好的情感。”甚至在最相异的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也是相同的基本问题，有着相同的基本需要。因此：

● 每个人都需要勇气，因为没有人( 甚至士兵也不能) 如此安全，以至于危险不会偶尔发生。

●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财产需要管理，都要做出谁将得到财产的决定，并且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比其他人的境况更不好，所以慷慨总是得到赞誉。

● 言谈中的诚实总是美德，因为没有社会能够在其成员之间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存在。

●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并且为了拥有朋友，自己必须是别人的朋友，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忠诚。

这种清单可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这样——继续下去。

那么，概括地说，在不同的社会，人们对美德给予不同的解释，并且不同的行为被描述为符合美德的要求，这是真的；而且因为一些人在特定种类的环境下，过着特定种类的生活，所以他们更需要某些美德而不是另一些美德，这也是真的。但是，只说任何特定的品格特征是不是美德只是社会习惯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主要美德不是社会习惯所要求的，而是我们共同的人类状况的基本事实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