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德行如此重要，那么能不能改变？

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前面讲过，人的价值观是由三个因素形成的，要改变它很不容。所以我在用人，或是跟人相处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比较简单化的做法。我不去改别人的德行，只是去选择有合适德行的人。一次面试看不明白，干一年总能看出来的。

既然如此我还来给大家讲这些干什么？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另外，尽管德行很难改，但是只要你有决心、有恒心，还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你们个人的选择问题了。

在佛教中讲，人人皆可修成正果，就意味着谁都能改变自己的德行。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追求。

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经过了文艺复兴进入资本主义以后，主流的想法是：人性就是这样，是自私的，因为每个人都带有原罪。他们就想办法接受它，然后找一个方式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相处，不出大的问题就行了。他们相信在上帝面前的忏悔，然后由上帝来拯救他们，他们把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交给了上帝，然后自己去寻开心。

马克思的想法不是这样。他认为能改造人性，只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物质极大丰富，人性就会改变。基于人性完全是后天环境决定的假设，必然会推导出能建设一个人人为公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的想法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西方主流文化是对人性的放纵，而马克思则是对人性期望过高。它们看上去像是两个极端。不过这也是西方文化容易出现的问题。

那么中国文化呢？中国主流文化一方面探索在现实的基础上大家能够和谐相处的方式（所以孔子强调礼仪，后来逐步搞出了“三纲五常”等东西）；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相信并且期望每一个人在此生中能够提高自己，在人性上有所长进。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努力引导大家向“上”走。中国人相信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而不是把生命中最为本质的问题交给一个上帝之类的万能之神来解决。因此我们强调教化，要改变自己的心性，要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王阳明讲：“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说“格物”是一种人生向上的努力。我们把孔夫子尊为“至圣”，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大众的教化工作。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马克思的想法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源于两者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认为人性完全是后天环境造成的，所以可以在人间建设共产主义天堂。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中国文化如何看人性、如何对待人性的问题，在后面对比中西文化的时候，我再试着做更多的分析。

价值观与道德是一个很饶舌、很陈旧、很迂腐，可能也不太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可是它对人至关重要，所以我尽我所能勉强对一个说不清楚的话题，讲这么多我所理解的内容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提问：公司招聘新员工，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怎样看出德行？

现在每个公司做法不一样。正常情况下，面试者要提供reference，也就是你过去的同事或朋友对你的评价。但没有办法绝对判断。不过德行不好的人在企业里往上升迁，确实有问题。当然前提是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公司里。当一个社会走向健康的时候，要求一个人的德行是比较好的。

中国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因为中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公有制下30年积累了可观的属于国家的公共财富，原有的社会价值导向体系被很多人当作烂尾楼给拆得基本名存实亡了，市场规则又没有完善，人们可以用各种歪门邪道八仙过海般地来挣钱。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当一个社会没有太多的通过歪门邪道来赚钱的机会的时候，对德行要求的问题就变得明显了。

而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管社会健康与否，如果你的德性不好，其实很难带好一个团队。因为大家不会信任你。你不太可能带好一个团队，你在社会上就很难做有意义的大事。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可以。

当然，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基本都不是0和1那样清楚，不能绝对地看，只能相对而言。偷鸡摸狗之徒，纠集一群乌合之众，弄出些名堂，甚至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

社会科学在短时间看，确实挺复杂，不容易理出头绪。但是在复杂的背后，从长远看是有规律和不变的东西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德行才对，特别是如果你希望在社会上发挥比较大的正面作用的话。

提问：能讲讲怎么看政治家的德行吗？

政治家由于对社会影响大，所以他们的德行就更重要了。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在历史上我们要求皇帝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要努力做一个圣人，所谓的“内圣外王”。皇帝不肯认这个理的时候，下面的大臣可能会闹事的。这是中国文化，西方是否有这个传统我不太清楚。在与西方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普遍把搞政治的看作是“政客”，比较贬义，基本上觉得政客们能够不去乱来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对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期望。“politician”在英文的使用中常常带有贬义，就是由此而来。

不过对政治家的评价，确实有复杂的地方。《论语》里孔夫子讲：“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就是说对君子我们不可以从小的地方去纠缠。对于一个政治家，我们不能只用老百姓油盐酱醋的眼光来评价。

比如对政治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否杀了人来评论其对错，如对秦始皇。但是咱们杀人就要偿命了。这不公平是吗？是不公平，但没有办法。公平需要辩证地看。表面上看是同样的事情，因为是不同位置的人做，性质就可能不同。事实上，秦始皇当年“坑”掉的是460名神棍方士，类似现在的邪教之流。参见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家就可以不讲个人的操守，就可以草菅人命；相反，他们的操守很重要，他们要为众生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