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热爱科学，在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我学得最好的是物理。因为物理讨论的问题我可以直接感受到。在中学，我可以像看小说那样看物理练习题集，解题的过程会形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很少需要动笔去计算。那个时候，我是不擅长逻辑思辨的，但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悟能力比较好。

在中学时，我就看了介绍相对论的科普读物。那个时候，被相对论的奇妙所吸引，非常崇拜爱因斯坦。到了大学，在普通物理课上系统地学习了狭义相对论。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竟然能够坐在专利局的办公室里，就想出了光速不变，然后仅仅依靠一支笔，便推导出了宏观物质运动的全新体系，推翻了千年来我们的信念。而这些结论，后来被实验一一验证，绝无差错。

爱因斯坦的成就，加上自中学时代我就在程昕的点拔下，开始了分析能力的培养，而且还颇有收获，这使得我坚信：这才是聪明，这才叫才华，这才是我要学习的对象，这才是我要成为的人！我要像他那样去思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论这个世界的规律。那些撅着屁股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人，那些风餐露宿满世界地寻找客观规律蛛丝马迹的人，都是水平不够，缺少智慧。

这听起来是否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这种类似的想法，在“聪明”人当中还真不少见。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西方科学哲学的书，包括波普尔、库恩等人的理论。发现他们如出一辙：依据几个事实，或者几个假设，然后就开始逻辑演绎，展开复杂的思辨，把理论竭尽全力地外推，争取让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他们都被尊为自成“体系”的“大师”。西方这种逻辑思辨的传统，应该是从古希腊就开始了。

这些影响，再加上当时我对数学分析的刻苦钻研，都使得我对理论思辨的追求更加狂热：“依据一点点事实，就能够推论出整个世界，那才叫本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学到的实践的观点，慢慢淡漠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一旦自己的臆想偶尔得到了证实，虚荣心便获得莫大的满足，且自认为又有了长进。后来身体变差，与这胡思乱想多少也有些关系。

我在清华期间染上这个毛病后，一直陶醉于其中，一个活人，变得有点像一部理性的机器。

直到我去了悉尼，我的同学Laurence给我看了《初心》那本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在歧途上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却还得意地以为自己快接近真正高人的水平了。

是中国文化，把我从狂热的逻辑思辨中拉了出来。心中慢慢地不再有那么多无谓的纠缠。这段故事在前面讲过了，就不再重复。

心地清静一些以后，才发现世界与我原来看到的不太一样。世界原本并不复杂，是我们的心把它搞乱了。

后来由此反思西方文化，也看到了它在根本上的局限。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大学期间严格的科学训练对我产生的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相反，到现在我还感激清华那严酷的教学要求。

其实任何人的成长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曲折起伏。凡事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只有正面作用，没有负面效果，恐怕只能是神仙才能做到了。

有曲折起伏并不可怕，该在某一个方向上钻进去的时候，就要下决心进去，而且要把它彻底弄清楚。可怕的是自己钻进去后，死活不肯再出来，失去了否定自己的勇气。那就真的会误入旁门左道，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了。

其实，如果你在一个方向上真的钻研透了，你自然就会出来。因为看透了，就不会迷信，不会攥住不放。执迷不悟，都是半懂不懂的人干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