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引发口舌官司，大抵因为有人对号入座。不能说对号入座的都不懂文学，也不能说对号入座者不把文学当文学，究竟是作家们自己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否高于生活要看作者的水平，生活中的原型该是存在的——便是荒诞不经的鬼故事或者离奇科幻也还是有着人类的影子。何况，从屈原时起，中国的文学就走向了一种有所寄托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产生还因为从古至今什么时候都有不能随意说话的状况出现，虽然不一定有道路以目那么严重，但祸从口出的担忧世代不绝。秉笔直书的那些前人被杀了，后人便学了点乖，再不傻乎乎地童言无忌了，有话不好好说，拐弯抹角曲折回旋地给阅读者增加困难，这也使得文学这种形式变得繁复可爱起来，给人增加了解谜的乐趣。过去的小说家们都要表明自己的作品有“茶余饭后”供人消食消遣的功能。《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小说中就写道：“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来掩其“堂堂须眉”襟怀不展，愤郁不平之意。

但是，这又为另一些寻找真相的人添了不小的麻烦，想要弄清作者写的是什么，依据哪只猫画的虎，以及为什么要把猫画成虎，从表面的一层意思中看出没有明说的那一层。这么一深究，往往又给作者带来麻烦。鲁迅写了《阿Q正传》便被人追问写的是谁，鲁迅只好写篇文章说明小说中的那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也有作者故弄玄虚，也有读者曲解，故弄玄虚与曲解一结合，五花八门地就更复杂了。知其书能不知其人乎？闭门造车也必有一车在作者的脑子里，不然何以造出的车从来没有方形轮的呢？龚自珍曾经写过几首词，有人发现词中隐藏着这位才子与另一位女才子顾太清的一段隐情。龚自珍自己没有像晏几道为其父亲晏殊辩解说那些艳情的词写得只是“空中语尔”，是想象力的产物，这就成就了龚顾说不清道不明近乎绯闻一样的故事。一首词或者一首诗毕竟简单，讲来讲去也没有太多发现，但一部《红楼梦》就不同了，里面太多的人物、太多的情节、太多可资证明的证人证言证物，使得这一探索成为绵绵无绝期的事业。何况，《红楼梦》里明白说道是“真事隐”，是“假语存”，而“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就使得这种探索有了看似可靠的依据，便有人认真要弄清真相。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真是好看，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那些证据确凿的比附，但那种对于清朝事迹的熟知程度，让我不得不佩服学者的学识与见识。若不是清朝那些事儿装在脑子里，哪里联想得出“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指的是太子胤礽。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象吃，睡不象睡，甚至说话都无头绪”，与胤礽罪状中的“居处失常，语言颠倒”等语相应，余者如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刘老老等皆有所指，并对应着各自的史实轶事。民国人作学问还真认真，一一查证相似之处，后来就有人急功近利了，把文学想象加进来，顺着思路一直追查下去，红楼人物的发展便按照想象的轨道运行。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前面既然引证得正确，后面必然顺势而走。曹雪芹再怎么出名，那也是古人，即使现在言论自由开放，他也没办法对人解释自己的真实意图，即使他听人驴唇不对马嘴地解释他的著作，他也没办法站起来大怒表示反对。这样，谁说什么说完了都可以安然入睡，全不用担心明天被人起诉需要上法庭申辩。

于是对红楼梦索隐的兴趣代代相传，不乏其人。这是一种乐趣，一种把虚构人物与现实对接的探索。文学最大的好处是让读的人产生共鸣，当一部作品让读者说写的是我或者写的是某某人时，他才会觉得作者真了不起。隐私虽然不容侵犯，但人对隐私的兴趣却更大。那些娱乐明星们生孩子的事也是顶大的新闻，万一无意走光，那就如艳照门一般了。

鲁迅回答了小说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后，似乎了结了对阿Q的种种猜测。作者都说了不是你，你非要说自己是阿Q，非说那个细节是你的隐私，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不知是否还会有人私下嘀咕，那阿Q的鼻子是依照谁的来的呢？还有衣服，还有眼睛，还有小D的癞头等等等等。嘀咕是嘀咕，到底没见谁发表文章提问，这事就当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