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在这种难堪的空壳中沉默着，即使在教育部任佥事过着那种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唯一一次提到朱安的日记中流露过一点不满： "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 颇谬。"那时，他的心境实在太坏了。

1919年，鲁迅三十九岁了。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一所房子，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那时鲁迅除在教育部任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噢"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很尊重朱安的人格，他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但无法使他产生爱情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朱安与周老太太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在阜成门内西四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吃饭时，鲁迅总是坐在靠"老虎尾巴"的一方，老太太坐在靠旁门的一方，而朱安则坐在周老太太的对面。但是谁能理解这四合院里两个中年人的心灵的距离呢?

鲁迅实际上是过着简朴的独身生活，在严冬季节甚至还穿着单裤。有一次他对孙伏园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反而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却是一个性情温顺，平和地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对于鲁迅的沉默和冷淡，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朱安都无声无息地接受。唯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