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管理所有的这一切，冒顿任用了书写汉字的文官。中国的历史学家班固（Pan Ku）记录了他的几封信。在其中的一封里面，冒顿实际上是在同汉朝皇帝的母亲吕太后建议一场政治婚姻。"我是一名独身的鳏夫统治者，出生于沼泽之中，在荒蛮的草原上成长，"他以装出哀怜的语气悲叹道，"陛下也是一位长期寡居的统治者。我们都没有快乐，也缺少自娱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互补所需。"吕太后告诉他他一定是在开玩笑。"我的年纪已经大了，而且精力日渐减退。我的头发和牙齿都脱落了，而且我走路都不稳。单于（shan-yü，就是那位匈奴皇帝）一定是听了夸大之辞。"于是，冒顿派遣了一位使节前来致歉。匈奴人不过如此，只是些粗野的蛮人而已。

冒顿的成功在中国长期对付北方蛮族的历史中是新情况。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从公元前221年统治到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将一些当地的城墙连接起来创建了最早的长城，但与其说它是作为对抗侵略的防御工具不如说它划清了由中国所控制的农民、贸易和军队的区域。这是牧人和农民之间、游动和定居之间、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早已开始的分裂的外在并且可见的标志。事实上，从那以后，这座城墙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中华文化真髓的轮廓。直到今天，它仍然留存了几段横贯华北地区，它们穿越沙漠、分隔麦田，大部分都已经是残垣断壁，但在16世纪用石头修建的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长城却依然完好，它是对一种古老偏见的最后一次肯定。这种偏见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在长城之内是戴帽子系腰带的人，而长城之外则是野蛮人"。"游牧者"这个词从字面上解释是"栅栏之外"，是文明的栅栏的对立面。

1912年，一个叫巴罗德（Ballod）的蒙古采矿工程师正在勘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或按照革命以前时代的说法：乌尔加（Urga）-北部100公里覆盖着松林的诺彦山（Noyan Uul hills）。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过去曾经被挖开过的土墩。他猜测这是古老的金矿，于是更加深入地进行挖掘，并找到了一些金属、木头和纺织品的碎片。他意识到他发现的不是一座矿，而是一个库尔干（kurgan），即一座墓冢。他将一些碎片送到了伊尔库次克（Irkutsk）的博物馆。在接下去的十二年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蒙古先后爆发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巴罗德去世了，而他的发现品也被遗忘了。到了1924年初，闻名遐迩的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Petr Kozlov）从一次西藏远征中归来到达了乌兰巴托。由于世事艰难，巴罗德的遗孀将她丈夫所发现的碎片卖给了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对此产生了兴趣，他派了一名同事S.A.孔德拉季耶夫（S.A.Kondratiev）去查看那个遗址。当时正值二月份，地面已经被冰冻，但是孔德拉季耶夫的工人们劈开了巴罗德发现的那个土墩，发现了一个用木排建造的井道。于是科兹洛夫改变了他的计划。到了三月，他明白自己有了一个大发现：这些小山是占地10平方公里的巨大的匈奴墓葬遗址，有着212座坟墓。探测棒显示这些坟墓已经被盗掘过，但之后又被水浸泡过最后被牢牢地冻住-这是一件幸事，因为所有那些盗墓者没有带走的东西也被冻住了。科兹洛夫的小组挖掘了8座墓穴。当移开9米深的岩石和泥土的贫瘠岩层后，他们发现了通往几间两米高由松木建造的屋子的斜坡入口，这些屋子都铺着绣有图案的羊毛或毛毡毯子。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座松木建的坟墓，里面有着一具用丝绸衬垫的落叶松质料的棺材。这些屋子的结构相当华丽，丝绸包裹的木梁被整齐地嵌入了墙里，并且有着很好的地基支撑。一块从6号库尔干里取出的带装饰图案的陶器碎片透露出至少一座坟墓的建造年代，因为它上面记录了制陶者和绘图者的名字，还写着日期："建平五年九月"（相应公历是公元前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