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关键性的岗位上，除去党和议会党团不算，尽管有法定数额的规定，大多数还是男性。

说的对，在县级党主席和州级党主席中仍然是男性的天下。法定数额的规定在直选议会席位上还没有产生效果。在一些基民盟占主导地位的州，妇女们的议员席位仍然很少。我们在议会党团中的女性比例仅为20%，比其他党派还要少。对此思考一下还是值得的。

女性、男性、优点、缺点，这些撇开不谈，东德人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是否受到歧视？

人们一直有一种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认为东德人和西德人所经历的人生之路不同，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包括给他们记忆深刻的事情，甚至遭遇到的不幸事情都不一样。

这使他们的交流变得困难了？

是的，比较难，但是因此更富有意义。当然，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人根本就没有亲身经历过联邦德国统一的过程，却认为西德人对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更多。有人认为……

……像安格拉·默克尔……

……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吗？知道它是什么吗？我讲话不像某位有西德背景的人那样，他有自己的魅力，但也有让人感到摸不着边际的话语。我的结论是，从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种落差里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东德人对联邦德国的憧憬是非常有趣和丰富的。我当时全心全意地支持东德并入联邦德国，今天也是如此。但随着我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到1990年时，我或许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在西德也存在有东德“社会主义”的成份，例如太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和办事拖拉的作风。许多事情与我原来的想法不一，这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反思。当我从这些经历和认识中尝试着对这个国家，这个联邦共和国进行更深一步的了解时，就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吹毛求疵，但这毕竟是关系我们国家生存的问题，对此进行必要的讨论，也是为了德国好。

我多年来一直钦佩东德的政治家，他们在1957年就谈到了“动态养老金”的问题，好像他们当时已经存在这些问题似的。我们可以从中学点什么？要不要补上点什么？

直到统一后五年或六年，当我走在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路上，我才没有了过边界的感觉。十年后，我才可以说：“我们基民盟从1957年就开始了退休金改革。”这句话让我在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感到有巨大的不安。

这只是一件事，人们必须知道所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仅供人们思考的任务，我无需用更多的话来说明，只要这些事在合乎逻辑地发展，就不会出现问题，退休制度也一样。但更困难的是常常会出现误导，经常会出现偏离这个制度的情况。例如为什么人们不向退休人员解释，必须支付多少比例的医疗费用；为什么社会救济人员不仅不支付医疗保险费，相反还可以领取较高的救济费。联邦德国社会结构中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人们正确的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忍受着公众对您外表形象的不同议论，例如您的穿着，您的发型等等，常有诽谤之意，这对您一定有伤害吧？

伤害很大，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对我外表的议论。

两德统一后，莫尼卡·玛隆看着西柏林的一家餐厅里的顾客说了一句漂亮的话：“我们有头发，西德人有发型。”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吧？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东德社会，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关注，像莫尼卡·玛隆或我这样的人不需要为了引人注目而做任何打扮。因此，本应该具有的外表形象没有表现出来。两德统一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外表形象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这在以前我们是绝对认识不到的。现在我感觉到，这能给我带来欢乐，当一个人满怀自信和具有自我意识时，就意味着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这种感受到自我意识的能力是德国统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就。

这些都是爱虚荣的孩子们的作为，不是吗？

不是，它丝毫没有不对之处。这种竞争的社会使得生活不讲任何情面。人们必须学会处处注意，敢作敢为；即使失败，也要敢于承认；有时也敢于表现出悲伤。我想，这才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再回到对您的中伤诽谤上，对此您难道真的不生气吗？

生气一词用得不正确。当时我感到惊奇的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和我说过话，写这些文章的人也都没有见过我。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我，却如此贬低我。不仅仅是一些男士做出这样不光彩的事，一些女士可能也参与其中。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位女摄影师突然钻到会议桌下面，朝我磨斜了的鞋后跟拍照，人们无法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