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到散步小径，迈向两把铁长椅，它们被固定在小餐馆的墙上，餐馆已经被风雨侵蚀，木板都开裂了。我面向大海，觉得肺部鼓胀起来。

“接着走，放轻松了，”她催促着，“大声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在大海里，有渔船互相碰撞着，发出仿佛拍打非洲鼓软垫般的声音，很有仪式感，音响越来越大，冲击着码头的木桩。

我想高声叫喊，却哽住了。毕竟，如果附近有人的话，他们准会盯着我看，而且，尽管是以后不再碰面的陌生人，我也叫不出来的。

可我还是又试了试，叫声就像一只濒死的牧羊犬，而一辆卡车刚从它身上飞驰而过。我试着第三次叫喊，这回她也叫起来，我跟着她，配合她的声音，终于喊过了她。这是纯粹的斯坦利时刻，我永远无法忘怀。它已经走过了三十四年零九个月，三个星期，还有，是的，四天。

当风开始冲着我们的脸庞猛吹时，我们就朝着汽车走回去。我已经扔掉了一块石头，嗯，确切地说是12磅左右的石头。

“我从没住过家庭旅馆，”我说着，坐进了乘客席，搓着两只手。“只有参加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时住过宾馆，是在特内里费、兰萨罗特①和牙买加，不过那是和家人在一起，一次是西柏林，还有——”

“德国吗？”她插话了，“有一次我开车去过德国的英国陆军基地。那里的农民们用指甲剪修整田地。去巴伐利亚就像开车进入了《音乐之声》的布景。每时每刻你都觉得朱莉·安德鲁斯会一手拿着吉他在山上跳舞，一群金发碧眼的姑娘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着。”

“《音乐之声》是在奥地利拍摄的，不是德国，”我纠正着，只见自己的口气在眼前变成了一团云雾状。“关键是，奥地利是被纳粹占领的。”

事实就是事实，虚构就是虚构，两者泾渭分明。我怀疑在杰茜·奥唐纳看来，它们是纠缠不清的。

她用力擦拭挡风玻璃，那上面的水汽都凝结了。

“别那么学究气，斯坦利。”

我挑起了一边的眉毛，看了看她，做出一副“有些较真”的表情。她并没有理会，再次大声地发动引擎。

“正如我所说的，这一举动之后，那群新兵就会朝我纷拥而来，尽管在家时我早就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会‘像巴基斯坦佬那样把人暴打一顿’。”

“就是嘛，我们俩驾车穿越欧洲是很危险的。”我很高兴能说出这一颇有分量的意见。“我们在那里会不安全的，只要看看报纸就明白了。那里的原住民在警察羁押下垂死着……法西斯在整个欧洲横行霸道……南非实行种族隔离……”

“借口，没用的借口。别像个没有居住许可的居民那样。”

我们开上了主街，找到了离开布罗德斯泰尔斯的主要公路。早晨开始了：乐购超市正拉起卷帘门，上学的孩子们在公共汽车站打闹，一个长头发的男子正在修剪悬垂在灯柱上的植物，工人们开始在旁路钻孔，校车开始阻塞交通。

“我父亲总说我首先是个牙买加人。”

这话始终是一个陈述句，可现在我却觉得句末要加个问号了。我，斯坦利·奥维尔·克利夫·威廉姆斯，是怎么想的？

我看到杰茜突然发怒了，觉得这一政治家的权威口吻是在对下属进行说教。她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拉开嗓门责备年轻的儿子，让儿子明白自己不能忤逆长辈。

“你只不过是个英国人，别拿自己开玩笑了。你思考问题像英国人，走起路来像英国人，说起话来也像英国人，吃起东西来像英国人，而且很有可能的是，你跳起舞来也像英国人。你在英国度过了一生，斯坦利，那话有意思吗？蒙古人又怎么了？秘鲁人呢？埃及人呢？”

这话有道理吗？大概有。不过我可不愿意像可乐罐似的被人压扁了。

“我在这里没有真正的根，我们都没有。”

难道我真的像他那样，要纠缠在一种无国籍状态里吗？我们不属于这里，斯坦利。那他干吗不回家，回到那个他认为有归属感的地方去呢？

“我以为你会明白，斯坦利，明白奴隶制和殖民地是四百年来灌溉进入英国土地的液体肥料，由此这片可爱的岛屿上就能长出茂盛粗壮的金钱树。想想我们拥有了土地权，对吧？瞧，重要的是得始终往前走。这有多令人兴奋？”

“对我这有点过于兴奋了，”我答道，“我觉得自己喜欢回家睡同一张床，每个人都这么想，是吗？”

“如果你没尝试过，怎么会知道呢？听着，你最后一次冒险是在什么时候？”

我曾经冒过的唯一一次风险也是有计划的，并且是金融方面的。我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