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锢与开放相较，后者的历史要漫长得多，渊源要深远得多。流风所及，便有些无孔不入了。因而人们仍有可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洞烛一度被后世封杀的历史。汉代首倡《五经》，立于学官；唐益为《九经》，以之取士；至宋，以朱熹为主编更定为《十三经》，儒家十三部文献取得了经典地位。在这一筛选过程中，虽时有取舍，但《春秋》三传始终都在选取之列。而正是在《春秋》中，保留了大量涉性的记载，从而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性风俗以及社会的性观念：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春秋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他的两名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先后与已故大夫夏御叔孀居的妻子夏姬私通。夏姬，本为郑穆公之女，郑国素有淫风，此女未嫁时，在郑国先已跟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嫁至陈国后仍不免风骚放浪，时时红杏出墙。在她的儿子夏征舒十二岁时，丈夫夏御叔去世。夏姬益发放荡，每于幽会后以内衣赠送情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俱获所赠，所以穿上它在朝堂之上相谑为笑。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灵公善两面三刀：一方面“虚心接受”泄冶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巧妙地借刀杀人以泄私愤。第二年五月，君臣三人共赴夏姬的住所株林欢会，宴饮中又开始相谑调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汝。”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春秋左传·宣公十年》）

当时夏征舒已经承继父爵，做了陈国大夫，被人如此取笑，岂能容忍？因此忿而弑君。孔宁和仪行父则匆匆逃往楚国避祸。不久之后，楚庄王即慨然担当起“国际警察”的职责，率诸侯多国部队讨伐陈国，清算夏征舒的弑君之罪。夏征舒最后被车裂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