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结束之后，女王的秘书菲利普·摩尔子爵带我走过所谓的"首相台阶"，前往他的办公室。我看到我的新任首席私人秘书肯·斯托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了，他将陪我一起前往唐宁街。肯已经与离任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来过王宫了，就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政府的文官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许多政策，他们总会认真研究一个反对党的竞选宣言，这样可以避免在为一个新政府准备法案时过于匆忙。当然，正如我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对于一些年长的文官来说，要想真正把握我们党下决心要进行的变革，光靠认真阅读我们的竞选宣言和几篇演讲稿可是远远不够的。另外，要与职员们建立高于正常水平的尊重和信任的关系，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英国文官制度的这种纯粹的职业性还是非常有理由值得其他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妒忌的--它能让政府在交替过程中产生的脱节减到最小并保持最高的效率。

丹尼斯和我乘坐首相专车离开了白金汉宫，我原来的汽车则已经被移交给卡拉汉先生了。当我们乘车离开经过皇宫大门的时候，丹尼斯注意到卫兵们这次在向我们敬礼。那些年还比较太平，安全形势还不是很严峻，人们还不用担心恐怖主义，所以成群的祝福者、看热闹的人、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们都在唐宁街等候着我们。人群挤满了唐宁街，并且向外一直延伸到了白厅。我和丹尼斯下车走向人群，并趁这个时候理了理自己的思路，想着一会儿在唐宁街10号前应该说些什么话。

当我们转过身面对照相机和记者们的时候，人群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街上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幸运的是，有麦克风伸到了我面前，这让我的声音能够传到广播和电视上。

我引用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的一段著名的祷文作为开场白："在那些混乱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和平。"后来，许多人以此为据对我大加嘲讽，但他们却常常忘记我接下来引用的话。圣弗朗西斯祈祷的不只是和平，他继续祈祷说："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真理；有疑虑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信任；有绝望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希望。"错误、疑虑和绝望是如此稳固地埋藏在英国的社会中，正如那个"不满的冬天"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些冲突的措施，就不可能克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