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议会成员集体宣誓就职。但是，星期四可不是光有仪式上的重要性（事实上，我在忙碌中还是把庆祝丹尼斯生日的事情给忘记了）。那天，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抵达伦敦，进行原本与工党政府安排好的正式访问--他是我担任首相之后第一个来访的外国政府首脑。

在他来访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安排这次访问。我特别坚持这次访问仍有必要。任反对党领袖期间，我曾见过赫尔穆特·施密特，很快就对他极为尊重。他对国际经济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虽然他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发现我们俩的观点相当雷同。事实上，他比英国的一些保守党人士对正统财政的重要性的理解还要深刻--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公共开支和借款，从而给私营部门留下增长的空间。但是，别人肯定已经直接地告诉过他：虽然英国希望在欧共体中扮演一个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角色，但我们一定会要求先解决英国在欧共体中不公平的预算负担问题[6]。我也认为没有必要用外交手段来掩盖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我也希望让赫尔穆特·施密特相信我们的立场的合理性以及我们的决心的坚定性，因为他和西德在欧共体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尽可能地利用每个机会向他传递这一信息。

周四晚上，我在为施密特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阐述我对欧共体的新立场。从一开始，我就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要求消除不公平是"非欧洲的"观点。我说的一段话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国内有人说，我和我的政府将会是欧共体中的一个"软柿子"。总理先生，如果您听到这样的传言--无论是在史密斯广场、贝尔格雷夫广场或者是其他任何地方--我坦率地建议您别理会它们（就像我的同事在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7] 我会认真区分、判断英国的利益所在，并坚决地维护它们。

由于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总是称卡拉汉先生为"吉姆"，所以在我们第二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到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当我强调我们的政策的相似性时，他插话说："别说得太过火了，首相，别破坏我和我自己的党的关系，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