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我飞往苏格兰，要在苏格兰保守党年会上致词，这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苏格兰保守党的日子不太好过，而且想扭转这种形势也不太容易。与英格兰的保守党不同，他们一向属于少数党，常受到苏格兰媒体的强烈抨击。但是，这种环境却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种热情和战斗精神，这让我深为敬佩，也让他们保持着一些热心而又接受他们观点的听众。虽然人数不多，但苏格兰保守党中仍有一些领导人寻求建立一种下放的政府。这种观点未来对联合王国会产生什么的影响，这让我们其余的人都深为怀疑。我重申了我们的决定，即打算废止工党的《苏格兰法案》；同时，我还暗示我们将发起所有党派之间的对话，以使政府"更加贴近于人民"。如果这样做，我们采取的方法将会是压缩政府机构而不是设立新的政府机构。

然而，我在那次大会上还是有意向全国传递了一个让人感到悲观的信息。就在那一天，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1％，而且还将继续上升。我提醒说：

通货膨胀的恶魔还在纠缠着我们。我们上台时通货膨胀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因此要想恢复正常的货币和财政预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们的措施要想见效，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不应当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的货币，我们就很难取得什么成绩。健全的货币是一个健全的政府的根基。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不断堆积，但谁也不能说没有人警告过他们。

我们乘飞机回到了英国皇家空军位于诺斯霍特的基地，然后驾车前往首相别墅。在那里，我度过了成为首相后的第一个周末。我想每一个在首相别墅里住时间长的人都会喜欢上这儿。从第一位住在这儿的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开始，大家都认定首相不需要有自己的乡间房产。因此，李勋爵把自己的乡间别墅捐给国家作为首相别墅之用，简直和《改革法案》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我以首相的身份到达那里时，迎接我的是管理别墅的负责人维拉·托马斯。她是一个识货的人，别墅里每一件擦得很亮的家具、每一幅历史性的图画、每一件锃亮的银器她都非常喜爱。这座别墅是一幢伊利莎白时期的宅子，但在这些年里经过了多次重建。宅子的核心是里面的大厅，它曾经是一个庭院，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围了起来，冬季里面会燃起柴火，每个房间都能闻到淡淡的木柴燃烧的烟味。

感谢1969至1974年间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安娜伯格的慷慨：他让首相别墅有了个室内游泳池。但是，在我任职首相并在那里居住的那些年，游泳池只有夏天才能游泳。很快我就得知，加热池子里的水每年要花费五千英镑。省下这笔钱，我们就有更多的钱用来对这所宅子进行长期的、必要的维修。我在那儿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许是清理挂在餐厅和大客厅里的伊丽莎白时期的镶板了。擦去了好几层的尘土和污垢之后，下面埋藏了多年的精美的镶嵌工艺又重见天日了。

在大选获胜十天之后，我们在首相别墅举办了一个周日午餐会，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典型的、首相别墅式的周末。我的家人都来到了这里：丹尼斯、卡罗尔，还有马克；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和埃尔斯佩思·豪、皮姆一家和昆廷·黑尔什姆以及政府团队也都来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阿利斯泰尔·麦卡尔平也来了--后者是保守党的司库，一直是最为有效的资金筹集人之一，也是我最密切、最忠诚的朋友之一。大卫·沃尔夫森、布莱恩·卡特里奇（我的私人秘书）以及他们的妻子，还有我们的朋友约翰子爵和蒂尔尼女爵也都参加了午餐会。

我们仍然沉浸在庆祝大选胜利的情绪中，而且这里没有唐宁街10号里那种正式的气氛。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初的任务，新政府已经顺利上路。我们拥有同心协力的精神，但政府中的争议和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让其遭受挫伤。这是一顿轻松而愉快的午餐，可能算是后来一位批评家所谓的"资产阶级必胜论"的一个例子吧。

但我们也意识到前面的路还很长，正如我父亲过去常说的那样：

开始容易，但你能努力坚持下去吗？

开始一项工作很容易，但要做到有始有终则困难得多。

当晚7点钟，我和丹尼斯回到了伦敦，开始了我任职首相的充实的第二周。工作已经积了一大堆，而公文箱还在不停地从首相别墅传入传出。我记得有一次听到哈罗德·麦克米伦对一群急切的年轻议员说，再没有人比玛格丽特·撒切尔更急切了，首相们（没有他们自己负责的部门）还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来读书。他还举出迪斯雷利和特罗洛普来作为例证。我有时候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