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是最后一次价格上涨。（但按照正确的定义，它并不是"通货膨胀性"的涨价，后者指持续性的价格上涨。）但是，它也意味着零售物价指数将会在我们执政的头一年内翻倍，而这一指数正是人们一般用来衡量生活标准的依据，也最常被用来作为要求增加工资的依据[1]。另外，我还担心过多地削减公共开支将会使公共服务的收费高涨。这两方面都会对零售物价指数产生同样的影响。我还记得在1951年拉布·巴特勒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我第一次和杰弗里·豪讨论预算时他就提出了逐步减税的方案。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这么做？杰弗里坚守他的立场，我们只好留待以后再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第二次面谈时，我们决定放手去做。即使不得不通过提高增值税来加以弥补，所得税也要大幅削减。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关于间接税的增加方案只能在议会刚开始、我们风头正劲的时候提出。如果我们拖延等候，期待通过经济增长或者削减公共开支来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那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刺激增长所需的结构转换的目标。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我们的战略方向，然后大胆去做。那次会面结束时，杰弗里·豪即将在6月12日宣布的预算案已经基本成形了。

预算案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重大改革，甚至连我们的反对者也这么认为。例如，《卫报》把它描述为"战后议会历史上赌注最大的一次政治和经济赌博"。预算案的主要内容与我和杰弗里在5月末讨论确定的内容非常一致：所得税的基准税率从33％降低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低到60％），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把税收减免增加9％，引入新的、统一的增值税率（15％）。

然而，除了在预算中大幅削减所得税以外，我们还减少或者取消了对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内的控制。对工资、价格和分红的控制被取消了。企业扩展授权、公司设立许可等一系列繁琐而不必要的计划控制也都被取消或者进行了修订。（在1980年的第二个预算案中，杰弗里·豪还将宣布设立企业区，区内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以此来吸引投资并促进衰退地区的就业。）

但是，我个人最高兴的还是外汇管制的取消，也就是取消对英国公民可持有的外汇数量的法定限制。在二战初期，这种限制被作为一种"紧急措施"加以实行，并被后来的政府保留了下来，主要是希望增加在英国的工业投资并抵制英镑承受的压力。最明显的证据是，这种限制措施无法再取得最初期望达到的目标了（如果它曾经实现过这样的目标的话）。随着英镑的升值以及英国开始享受北海石油带来的经济收益，完全放弃这些限制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分三个阶段废除了对外汇的管制：推出预算案时、7月份，以及在10月份完全废除管制（与罗得西亚相关的控制暂时除外）。直到1987年，这一法案才从法令全书上被删掉，但之前再也没有适用过。解除外汇管制不仅增加了个人和企业的自由，还促进了外国在英国的投资以及英国在海外的投资，从而保证在北海石油枯竭很久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流入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