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问题的解决了。在争取就削减我们的预算负担达成一致这一问题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剩下的只是保证前两年的预算负担削减数额，并为第三年取得一个可靠的承诺。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可以使用许多有力的杠杆以向他们施加压力。法国越来越急迫地想在农业委员会中实现他们的目标。有人甚至提出要通过废止所谓的"1966年卢森堡妥协"来废除英国的否决权，而这一妥协是根据戴高乐的意愿达成的。（当时只是就此达成了一个共识，并没有通过一个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从而能使任何一个国家在自己的重大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都可以阻止重大决定的通过。）实际上，在1982年5月举行的农业委员会的会议上，这一幕的确发生了，而当时正值福克兰战争期间。无论如何，在这一特殊时期，尤其是在法国已经违反了欧共体有关羊肉进口的法律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德国人也迫切希望农产品价格能够上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欧共体的财政资源到1982年时可能就会非常有限。它即将受到持续的超额开支的惩罚，而只有取得英国的同意，它才会有更大的财政预算来源。最后，我们的谈判形势将会变得非常有利。

形势很快就变得明朗了：在经历了都柏林的冲突之后，卢森堡会议上已经出现了我们期望的效果。虽然有传言说卢森堡会议上为我们准备的方案现在已经被"收回"，但有证据表明大家都希望在下次欧洲理事会全会6月份在威尼斯召开之前能够解决预算问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捷的方法就是召开欧共体国家外长会议。

彼得·卡林顿接受了我的委托，于5月29日星期四与伊恩·吉尔默一起飞赴布鲁塞尔。经过长达18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他们带回来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协议。星期五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来到首相别墅向我汇报。

我当时的反应远称不上满意。根据这一协议，我们在1980年即将缴纳的预算贡献净额比在卢森堡所定的还要高。根据彼得的数据，按照这个新的一揽子方案，我们在1981年负担的预算额会少得多。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小花招，只反映出了对当年的总预算规模的不同假设。但布鲁塞尔协议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我们解决了三年的问题。方案还允许我们在1981年年中之前对预算问题进行一次重要审查。如果没有审查（事实也确实如此），委员会将根据1980～81年度的计算方法提出建议，而理事会也将据此做出相应的行动。布鲁塞尔的一揽子方案还包括了其他的主要方面，如农业、羊肉和渔业，这些还都可以接受。我们同意把农产品价格提高5％。总体看来，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在欧共体预算中的净贡献的三分之二都将被返还给我们，这标志着与前任工党政府相比，我们在此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此，我决定接受这一方案。